确实,我能一步步深化、越走越远,这实际上就是因为我并不是体制中的人和没有被招安的缘故,要不然我也不可能走到现在这一步。

  昨天,是第25个教师节。   
  这一天,复旦大学向全体教师发出致谢和倡议,感谢在学术领域中默默耕耘多年的教师们,并倡导一种甘坐“冷板凳”的治学精神。
     这种倡导,关乎复旦,又不止于复旦;关乎教师,也不止于教师。   
  教师的学问之道,关系到大学的学术精神;而大学的学术面貌,是整个社会的学术和文化氛围的直接反映。
     走出学术浮躁,优化文化生态,是不容忽视的一项重要课题。   
     做学问,就要甘坐“冷板凳”   
  解放周末:在教师节这一天,复旦大学为何向全体教师发出这样的致谢?
  
  秦绍德:教师节的设立源于社会尊师重教的优秀传统。在这一天,我们向辛勤工作一年的教师致敬,不仅尊重教师的一般性劳动,还特别强调一个重点———不能遗忘在学术领域中耕耘多年、默默无闻的教师们。这些教师,没有受到媒体的过分关注———被过分关注恰恰做不出学问———因此,容易被遗忘。我认为,在这一时刻表达对他们的由衷感谢和深深致敬,是非常必要的。
  
  解放周末:这种感谢与致敬,是否也蕴含着一种关于“教师、学者应该具备什么样的精神品德”的价值取向?
  
  秦绍德:可以这么理解。复旦的校训是“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其中,对“博学而笃志”的一种理解是,做学问要有专一的志向。这志向不受干扰,不受外界诱惑,专心致志,为探求学问奉献一生,为捍卫真理耗尽心血。我认为,这一精神在当前是应该大力提倡的。
     解放周末:钱穆先生说过,做好学问,要“潜心十年。”   
  秦绍德:是的,类似的说法不少。上世纪50年代,南京大学韩儒林先生就把范文澜先生的治学精神概括为两句话:“板凳需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这种“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是坚守学术的精神———无论外面的天地发生了如何翻天覆地的变化,在攀登学术高峰的路途中,一定要坚守学术。在这个方面,我颇为自豪。因为在复旦大学的历史上,不乏甘坐“冷板凳”、作出卓越成就的学者,他们和他们的精神,是复旦重要的精神遗产之一。
     解放周末:您的自豪肯定有不少根据。   
  秦绍德:比如,谭其骧领头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这项文化工程,从1955年开始一直进行到1986年,历时31年,所有参与的学者都从黑发变为白头,最后形成的煌煌8册《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认为是新中国社会科学的两大基础工程之一,另一个基础工程就是《二十四史》点校。
  
  又比如,陆谷孙教授主持编撰《英汉大辞典》,历时17年。在此过程中,6个正副主编中有5人离开,只有陆谷孙坚持到最后。17年间,他给自己定下“不出国、不兼课、不另外写书”的誓言。最终,这部高质量的权威辞书成了联合国专用工具书。
  
  还有蒋学模教授主编的《政治经济学》,从1980年到2005年,不断修订。蒋先生直到86岁高龄,还在伏案修改文稿。20多年来,这本教材一共出版了13版,发行量达到2000万册,影响了几代经济学人。
     那些“炒”热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学问   
  解放周末:您所介绍的这些“寂寞出学问”的事例非常感人。但是否非得寂寞才能出学问?不甘寂寞就不能出学问吗?
  
  秦绍德:这个疑问可能来自于现在一种有目共睹的现象:学术考核时,不少教师拿出了一大摞成果,十几篇论文、好几部大书,都是在有限的几年内写成的。但是,真正在学术界的人都知道,即使是一篇有真知灼见的论文,恐怕也不是一年半载就可以完成的。从产生想法,到收集资料、形成思路,再反复锤炼,没有几年是不行的。“著作等身”只有在个别天才身上才能发生。我认为,在现行的考评体制下出现了那么多的“硕果累累”、“著作等身”,是不符合学术规律的。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治学必须遵循怎样的规律?   
  秦绍德:所谓学问也好,学术也好,实际上是对规律的探索,需要时间观察、收集、思考,然后加以总结。而且,这种总结还需要时间检验,反复论述,反复修正,才能形成经典。复旦大学鼓励教师写“传世之作”,“传世之作”就必须要有时间积累,经得起时间的考验。
  
  现在似乎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就是在称赞某位学者的学问时,动辄用“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或者“包容一切的完整体系”这样的词汇。这其实是非常可笑的。因为今人的学问一定是建立在前人基础上的,只有把前人的学问都吃透了,才有可能作出更深的探索,只有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才能攀登更高的台阶。同样,“包容一切的体系”也是不可能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批判了杜林企图构建囊括一切的科学体系,认为这是愚蠢可笑的。
     解放周末:也就是说,做学问来不得半点浮躁,而必须静心求实。   
  秦绍德:这种“求实”,不仅是从书本中求实,还要求实于实践,也就是古人说的“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人的一生是非常有限的,要做出有创造性的学问,必须要把相当多的时间放到某一领域中去,根基越牢,学问越深。所以我们才要提倡“冷板凳”精神,冷板凳上不坐个几年、十几年,学问是不可能“热”出来的。那种“炒”热的东西,不是真正的学问。
     解放周末:“炒”热的热,是虚热。   
  秦绍德:对,是狂热、燥热。   
  只有出于对兴趣的追求,基于对价值的坚守,才能耐得住寂寞   
  解放周末:“寂寞出学问”,其实也是中国学界长期以来形成的优秀传统。
  
  秦绍德:是的,在这方面,很多学者都有教诲。包括我们复旦的苏步青、周谷城等前辈。我记得1965年进入复旦的时候,我就曾在校刊上看到,中文系蒋天枢教授对他的研究生讲过一句话:“要甘于坐冷板凳,肯坐冷板凳”,给我的印象很深刻。你要坐冷板凳,就要准备牺牲眼前的利益,可能要拒绝很多诱惑,可能会错过很多机遇。现在时代发展很快,机遇和诱惑很多,每一个机遇都想抓住不放,每一个诱惑都想尝试一番,那就不可能坐得住冷板凳。“甘”与“肯”,意味着选择,更意味着牺牲。
     解放周末:这样才能真正耐得住寂寞。   
  秦绍德:做学问,首要的是有兴趣,要有对学问的热爱。比如,陈尚君教授用了20年的功夫做了《全唐文补编》、《全唐诗补编》,又用了11年时间做了《旧五代史新辑会证》。他做的工作大部分是校勘、辑录、订正,既有文字“小学”,也有考据之学,是非常细致认真的学问。当年陈尚君住房不宽裕,在出版社借了20平方米的房间,一到夏天,那时没有空调,但他又不敢开电风扇,因为怕吹乱纸页,只能打着赤膊,挥汗如雨地工作,多少年如一日地坚持下来。很多人说,这多苦啊,我才不吃这个苦呢。实际上他是苦中有乐,这种乐趣,是别人难以体会到的。
  
  解放周末:在艰苦和寂寞的环境中做学问的人,其实内心并不孤单,相反,很充实,很幸福。
  
  秦绍德:还有一点,我认为也很重要,那就是要有坚定不移的志向。笃学必须要以笃志为前提。如果不是出于追求真理的乐趣,不是追求在文化上对人类有所贡献,恐怕就很难经得住诱惑和困难的考验,就无法静下心来。范文澜先生就曾说过,要想做好学问,就要有“视富贵如浮云”的精神。当年中国科学院刚成立时,据说原本想请范文澜出任副院长,但他坚辞副院长之任,而是专心于学术研究,若干年后,他的《中国通史》成为这一领域中的经典巨著。
     解放周末:一个是兴趣的追求,一个是价值的坚守。   
  秦绍德:对。对价值的坚守,就是坚守学术的崇高感,坚守文化的神圣感,坚守作为一个学者的使命感。只有怀揣着一腔热血,冷板凳才能坐得住。复旦近年来引进的两位教授,让我十分感动。一位是古文字专家裘锡圭先生,一位是历史学家葛兆光先生。他们两人有个共同特点———做学问做到眼睛都坏了。裘锡圭先生70多岁了,眼睛高度近视,还患有青光眼。葛兆光先生用眼过度导致视网膜脱落,手术先后动了4次,一只眼睛一度近乎失明,另一只视力也受到很大影响。对于两位先生的情况,我们很着急,请了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们诊治,劝他们适当休息,希望他们停一停,但是他们还是在做学问,停不下来。
  
  解放周末:这种停不住,既是出于做学问的兴趣,更是出于学者肩负的文化责任。
     秦绍德:也就是为社会、为民族建设学术的责任。   
  学术就是学术,没有冷门和热门之分   
  解放周末:您倡导学者要“甘坐冷板凳”,显然与当前浮躁的学术环境有关。
  
  秦绍德:是的。我认为,浮躁是学术的大敌。最近几年,学术造假时有所闻。学术造假是学术浮躁的极端表现,也是学术浮躁的必然结果。种种迹象表明,当前的学术浮躁已经到了一个相当严重的程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出现学术浮躁的原因是什么?   
  秦绍德:我认为主要有三个原因。   
  第一,利益驱动。当某位学者的价值为社会承认、社会赋予他某些社会地位或荣誉时,物质利益也就随之而来。尊重知识,尊重科学,这体现了社会的进步,给予真正做出学问的优秀学者以一定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这是非常正常的。但是作为学者,如果把“名”和“利”作为治学的动力、追求的目标,这就和学术本身的发展规律背道而驰了。
     解放周末:有的不仅是追求利益,而且是追逐利益。   
  解放周末:每一个做过学问的人都知道,当你有了这样的动机时,心是静不下来的,而是时刻在打“小算盘”:这篇文章的发表是否会和某个头衔有关,那本著作的出版会换来哪些利益,等等。
  
  解放周末:心有杂念,总在考虑走什么捷径更方便出名,用什么方法更容易得利,一切都功利化了。
  
  秦绍德:这是学术创造最忌讳的。当然,一个人生活在现实中,完全离开利益的考量是不可能的,但如果一个学者把追名逐利作为根本目标,那就压根做不出什么学问。
  
  解放周末:学者功利化的另一种表现,就是都奔着所谓的热门研究领域而去。
  
  秦绍德:学术就是学术,没有冷门和热门之分。可以做研究的地方,总是可以开拓的领域。有些领域,由于其学术成果可以应用于当今社会发展过程,于是就变得热门。事实上,有很多学问,在外人看来是冷门,但是一旦做出了成就,就渐渐热了。因此,学者不要期望别人来给你把冷板凳“捂热”,或者给你一个“温板凳”,冷板凳要靠学者自己去坐热。
  
  解放周末:学问的根本意义在于对社会进步、民族发展的促进作用,不能用短视的目光去判断它的冷与热,更不能用媒体当下的“热门话题”去衡量某一学问的温度是冷还是热。
  
  秦绍德:对。当然,从学问来看,总有和当下社会的应用联系紧密或不紧密的区别。有些学问与社会应用联系紧密,属于古人所说的“经世致用”之学。然而,经世致用之学也是有时代性的。经济学在经济大发展的时代当然是热门,等到经济快速发展后,人们或许会更关注文化需求,相关的学问就会成为热门。
     解放周末:要用历史的、发展的眼光去看待所谓的“冷”和“热”。   
  秦绍德:即使是做“经世致用”之学,也需要甘坐冷板凳的精神,不是短期研究、发表一些表面的观点,就能“致用”了。有些青年学者,一开始在某个领域崭露头角,让人眼前一亮,但是稍微有点名气后,就开始在不同领域跳来跳去,不能够专心致志,沉下心来在某一个领域扎扎实实做下去。若干年后,就渐渐做不出成绩了。好比爬山,如果今天爬黄山,明天爬庐山,后天爬泰山,其结果必然是无论哪一座山都爬不到顶。
     考核体制奖项化,申请资源立项化,对学术生态造成了伤害   
  解放周末:刚才您谈了引发学术浮躁的第一个原因是利益驱动。   
  秦绍德:第二个原因,我认为是制度缺陷。   
  鼓励和保证学术创造的资源,如科研经费和拨款等,当前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在制度上造成了学术浮躁。原因在于,政府掌握资源投入,必然寻找产出效益。一届政府必然追求一届政府期限内资源投入的产出效益。然而,学术研究往往需要长期不断的投入,10年、20年后才能出成果。要求学者在三五年中就要出成果,这和学术的自身规律是相悖的。
  
  还有,当前采用的政府立项、学者申请的方法,导致谁懂得申请项目的“潜规则”,谁就能优先获得学术资源。因此,利用各种手段争取科研经费,就成为一场激烈的搏弈。很多学者为了申请到更多的项目、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而陷入了痛苦之中;好容易申请立项成功,经费刚到位不久,就得要进行中期检查,三四年后,就是结项检查,哪里还来得及好好做研究?
  
  解放周末:目前对教师评价体系的议论也不少,比如过于量化,不够科学。
  
  秦绍德:当前的学术评价制度存在这样一个现象:大学内部有其评价机制,社会上也有一定的评价方式,比如社会各界设了很多学术类的奖项,不少学术机构、个人都以获得社会奖项作为评价自身学术成就的标志。而大学内部的学术评价体系,则因为考核内容的时间性过短,重量不重质,存在不少弊端。
     解放周末:学术评价标准不“学术”,学术氛围就会受到损害。   
  秦绍德:带来的结果是,学者不能长期安心研究学问,相反是为了获奖而使出浑身解数。因为学者所获得的学术评价和学术资源是密切相关的,学术评价高就能获得更多的学术资源,获得更多学术资源后,评价又随之增高。于是,学者只有迈过这道“门槛”,进入这个“循环体系”中,才能获得利益和名誉。这样一来,学者的选择就变得相当实际———哪个课题最能拿到钱,就申报哪个课题;哪个题目能在短期内出成果,就做哪个题目;什么项目能和个人利益挂钩,就做这个项目,而不愿意做集体项目,因为个人劳动溶化在集体中,往往是看不出来的。
  
  解放周末:考核体制奖项化,申请资源立项化,难免会使学术生态支离破碎。急功近利乃至弄虚作假的现象就在这种过度激烈的竞争过程中发生了。
  
  秦绍德:确实如此。所以我们复旦最近在讨论一个问题:对于教师的考核,是否还要用每年论文发表数量来考核?我们最近提出一个新命题,就是淡化量化标准,用“代表作制”来对教师进行考核。那就是,你只要在一段时间内拿出一篇真正有分量的代表作,就可以对作品数量不作要求。当然,这个问题现在还有争论,“代表作制”适合真正能做出学问的优秀学者,但对于学术水平一般的“懒人”是难以奏效的。而且,各个学科都不一样,对于实验科学的考核来说,可能还是得有量的要求。
  
  解放周末:完善学术评价制度,需要调节各方矛盾,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
  
  秦绍德:但这不能成为不改革、不探索的理由。我们既然提倡“甘坐冷板凳”的精神,就要从制度着手,创造良好的学术环境,使得我们的学者能在后顾无忧的基础上,在宽严适度的环境中,甘坐冷板凳,潜心做学问。
     资料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学问,知识和学问都无法“百度化”   
  解放周末:这些年来,随着电脑、网络的普及,抄袭剽窃、学术造假也变得日益简单了。
  秦绍德:是的,这正是我想说的引发学术浮躁的第三个原因。由于科技的发展,在技术层面上也为学术浮躁“创造”了客观条件。今天我们做学问,和过去做学问有着很大的不同。我们有了前人没有的技术条件,电脑、网络、数据库等等,在收集资料、了解已有成果的方面,可以大大加快速度。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今天的学术成果,其传播速度也比过去快捷很多。这些都是今天的学者所面临的新情况。
     解放周末:也是新问题。   
  秦绍德:原因在于它是一把“双面刃”,在使得科研更便捷的另外一面,如果没有正确观点加以引导,极易造成学术浮躁。所以我们不能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可以更快地占有资料是一个方面,是不是占有资料以后,就能更好地做学问?
     解放周末:资料不能代替思想。   
  秦绍德:是的,牛吃下草以后,是要经过咀嚼消化,才能挤出奶。正如我们复旦一再强调的,做学问的人要有思想。要在通过现代传播手段搜集到的前人已有学问的基础上,加以咀嚼、消化、思考,然后形成新的见解。这是一个思考和发现的过程,这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解放周末:而现在的一个“论文现象”是:材料很多,思想很少,发现更少,甚至出现了学问“百度化”。
  
  秦绍德:事实上,资料不等于知识,知识也不等于学问。知识和学问是无法“百度化”的。有些学者文章来得很快,数量也很多,其实是资料的堆砌、汇集,是网上搜索的结果。在这样的论文中,看到的都是别人的东西,自己的原创的很少。思想浮躁,忘乎所以了,把别人的东西当作自己的,就成了抄袭剽窃了。
  
  解放周末:引用他人著作必须标明出处,是做学问的规则,是学术底线,也是一条道德底线。
  
  秦绍德:从一定意义上说,信息技术的发展使得学术研究更有条件滑向浮躁。而且,信息技术为学术带来的新问题还不仅于此。比如,一些媒体节目对学术所作的大众传播。
     解放周末:这种传播有利有弊?   
  秦绍德:是的。首先,这当然是件好事。因为学术本来身处象牙塔,如果能够普及给大众,总是好事。但媒体尤其是电视媒体向大众传播学术时有一个基本取向,那就是用大众能够接受的方式满足大众的需求。而要让大众接受学术,就一定要通俗化,要吸引眼球,要制造亮点,有时候甚至需要将学术内容娱乐化。
     解放周末:这可能是大众媒体难以避免的。   
  秦绍德:这确实是大众媒体不同于学术期刊的一种本质特征。但作为学者来讲,既要看到你的学问能过通过大众媒体传播是好事,也要看到,这种传播对学术来说往往是“降格以求”的。如果只考虑适应大众媒体的要求,热衷于这种降格以求,那就离学术有距离了。
  
  事实上,有的学者就感受到了这种痛苦。比如山东大学教授马瑞芳,就把《百家讲坛》比喻成“魔鬼的床”———学者在这张床上被“截短拉长”。她说自己所讲的内容,也不是高深渊博的学问,而是用娱乐化且个性化的方式重新演绎一遍。我觉得她讲得很真实,反映了学者在向大众传播学术过程中的那种痛苦。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学者应该如何面对这种情况?   
  秦绍德:首先要有清醒的头脑,要认识到大众传播的局限性。学术毕竟专业性很强,很枯燥。因此,通过大众媒体传播的毕竟是有限的,不能把一时的媒体传播作为自己热衷的追求。第二,学者一定要坚守底线,决不能把学术娱乐化,甚至庸俗化。学术必须要有严密的逻辑,准确的含义,以科学为依据,不能信口开河。假如一味地以娱乐或戏说来取悦大众,那就会降低学术在人们心目中的崇高地位,牺牲了学术的尊严。
     大师不是造就出来的,既不是某个单位能够造就的,更不是媒体造就的
  
  解放周末:谈到学术浮躁的种种现象,或许与另一个词语也有关,那就是“大师浮躁”。
  
  秦绍德:我想,“寂寞出学问”,其实也是“寂寞出大师”。因为大师不是自封的,大师也不是捧出来的。大师是冷板凳坐出来的,而且是历史筛选出来的。现在对“大师”的提法很多,某些学者通过传媒被大众了解,为大家所熟悉后,不少人就捧他为“大师”了。而有些不理智的学者,在传媒频频露面、有了一些粉丝、拥趸后,也就自以为是“大师”了。
     解放周末:在您看来,怎样才称得上真正的大师?   
  秦绍德:大师要在学术的某一个或几个领域有开创性的成就,而且其学问可以影响学术今后的发展,影响几代人。还有,大师不仅在学术成就上堪为大师,在品格、胸怀等方面也必须为后人所崇敬。
     解放周末:为什么说大师是历史筛选出来的?   
  秦绍德:好多大师,都是后人认可,才成为大师的。大师在世的时候,社会不见得能认识到他的价值。所以一提到“大师”,往往是已经去世的。鲁迅先生是思想和文学的大师,但他在世时就没有这种称呼,陈寅恪也是如此。
  
  解放周末:现在人们似乎有一种“大师饥渴症”,很多人在焦虑,为什么我们这个时代造就不出大师?
  
  秦绍德:问这个问题的,包括很多学术单位,很多大学。似乎大学如果造就不出大师来,这个大学校长的日子就很难过。其实这个观点是一个误区。大师不是造就出来的,既不是某个单位能够造就的,更不是媒体造就的。
     解放周末:不能把媒体的曝光率作为衡量大师的标准。   
  秦绍德:是的。在复旦大学历史上,苏步青、谈家桢、周谷城、谭其骧等,还有医科的16位一级教授,都是大师,他们哪里是复旦大学哪几任领导可以造就的?“大师饥渴症”也是学术浮躁的表现。如果我们的学术界越是想造就大师,就越是出不了大师。相反,如果鼓励、引导学者甘坐冷板凳,耐得寂寞做学问,那么将来就一定会涌现很多大师。
  
  解放周末:曾听说某地开了个“大师培训班”,似乎大师也可以培训出来。
  
  秦绍德:哈哈,我看就连“小师”也培训不出来!与其试图培训未来的大师,还不如善待目前仅存的一些大师。我提出一个呼吁:媒体要善待大师。这些年来,当有的大师为公众所知后,媒体不去关注他的学术成就,而是往往热衷于炒作他的旧闻轶事、历史纠结、生活细节,乃至家长里短。这种做法,就像那些品位不高的娱乐媒体炒作明星绯闻,这样炒作大师,其实是在折磨大师。
     学者在媒体上发言,既要有真知灼见,也不要成为“媒体学者”   
  解放周末:刚才您谈到学者做学问不能热衷于追求媒体的一时传播,那么,在当今的时代,您认为学者和媒体之间应当形成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秦绍德:应当形成良性关系。媒体要着重弘扬学者的学术精神,恰当宣传他们取得的学术成果,而不要去追逐学者的私人生活,不要过度把学者放置在社会热点中。
     解放周末:媒体的过度关注会损害学者?   
  秦绍德:是的。当然,借用学者眼光,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评点,这是可以的。学者的发言,能为公众提供一种思考的向度,一种文化的引导,起到正面宣示的作用。而媒体对学者观点的适当传播,也能提升媒体自身的文化品格和学术境界。
  
  解放周末:有不少学者甘心埋首做学问,也有学者以走出象牙塔,主动参与公共空间为己任。
  
  秦绍德:确实有好多真正做学问的学者,是不发言的。我们学校的态度是,鼓励学者利用自己的研究成果和学识,在媒体上讲点话。对此,我们有两句话:第一,要写传世之作;第二,要发警世之言。对于经济和社会发展,学者应当发表真知灼见,提供给政府作决策参考,提供给社会行为和公民思维作参考。
     解放周末:关键是要有真知灼见。   
  秦绍德:对。当知识分子提出一些振聋发聩的意见,对于守住社会的良心、主张社会的公正,绝对是有好处的。但是,学者在和媒体的互动中,也要守住学术界限。学者通过媒体适当传播学术成果可以,但一定不要把名利和传播挂起钩来,不要使自己成为“媒体学者”。学者不能以为通过在媒体上的频频亮相,自己就可以变成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对任何事情都要发表看法的全才。这实际上是在降低学术的影响,也是在暴露自身的不足。
     大学是学术的圣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守学术的最后阵地   
  解放周末:综观当前的学术浮躁,不少人认为,这不仅仅是学术生态问题,而是整个文化生态、社会生态问题。
  
  秦绍德:大家对于学术浮躁的担忧是有理由的。也正是因为此,我们更强烈地感受到,大学是学术的圣地,甚至可以说是坚守学术的最后阵地。
     解放周末:既是“圣地”,又是“阵地”。   
  秦绍德:大学归根结底是一个学术机构,不仅要研究学问,还要弘扬学问,通过一代代学生,将优秀的文化传统传承下去,同时也向社会传播学问、辐射文化。大学应以学术为己任。如果一所大学不讲学术,这个大学的生命也就结束了。如果一所大学被指学术造假,教师都不在做学问,那么这所大学还有什么存在价值,还有什么社会影响力?
  
  解放周末:大学是整个社会的精神家园。学术是大学的使命。如果这个使命丢掉了,不仅是大学的损失,也是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悲哀。
  
  秦绍德:所以说,大学是坚守学术的最后阵地。我们要创造一种良好环境,让博学笃志的精神代代相传,让一代代年轻学子在老一辈学者的熏陶、带领下,投身学术,献身学术,做出一些扎扎实实的成就。
  
  最近一段时间来,裘锡圭先生率领的学术团队,就令我很有感慨。这个团队里有年长的教授、年轻的副教授,也有刚刚留校的博士生,都在埋首搞古文字,非常安心。研究所所在的光华西主楼28楼,每天深夜,一排灯光全都亮着,已经成为了复旦一景。还有谭其骧先生的弟子周振鹤教授,继承了老师的事业。他搞的《中国行政区划通史》工程,研究中国2500年来行政区划的形成、发展和变迁,对于行政体制改革极具参考价值。这个项目,已经搞了13年,计划出12卷书,目前已出了6卷,还在奋斗之中。
  
  解放周末:正如季羡林先生所说,一个民族总需要这样一批人,潜心做研究,寂寞出学问,为国家和民族传承文化。
  
  秦绍德:是的。当然,“坚守”还有另外一层意思,那就是与危害学术精神的各种学术浮躁乃至学术造假,做坚决的斗争。
  
  解放周末:去年复旦严肃处理,并主动在全校公布了三例学术违规事件,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
  
  秦绍德:我们制定了一套体制、机制,尽力杜绝学术不端。凡涉及学术违规的,学校学术规范委员会会加以认真调查、严肃处理。因为我们主张,要用学术态度来对待学术造假,用规范学术行为来表明我们坚守学术阵地的态度。这是大学应有的学术态度,也是大学坚守学术阵地的态度。
     解放周末:哪怕“自曝家丑”也在所不惜?   
  秦绍德:不妨从另一角度来理解。在公众的心目中,大学是神圣的学术殿堂,是纯洁、清白的。如果大学里发生了学术不规范行为后,置若罔闻,不加处置,任由学术风气败坏下去,那么社会公众必然会对大学失望。当然,学术违规现象一旦发生,所在学校和科研单位一定有自己的担忧———曝光后会影响声誉。事实上,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会有,在目前的社会环境之下,发生学术违规的事情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发生这种事件后,学术单位对待它的态度。没有勇气直面错误,纠正错误,无法杜绝学术不端事件的再次发生,才是最可怕的。

尽管《科学》杂志并未正面公开承认传统医学增刊一类定制出版物存在问题,但其向媒体的回应已经表明,这样的定制出版物是不正确的。这是否意味着类似的“增刊生意”将走向终结,还要留给时间来证明。

九二年邓南巡时,我却在上海的一家私人老板那里受气,因此93年过完春节以后的我就决心自立。那时候邓南巡也确实造成了中国的私有企业发展的机会,按道理来说,我是遇上了好的机会了,但是因为自身条件的不足,因此小老板也就没有做成了,但是我却因此走上了一条修学的道路。这样我就把当老板的个性化生产思想升级为个性化利益思想了,在获知此举的巨大的好处以后,我就决心走上了修学的道路了。而现实的挫折、学术权威大门始终对我紧闭让我一次次突破了自我,并因此修学到很深的境界,这样我也就相继发现了人性、利益性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明白了资本主义做大蛋糕发展模式的运作了,等等。不断的投稿无门并没有让我心灰意冷,我坚持了十多年,因为我深知我修学的价值,改变了利益性质对于世界的巨大的影响,这些是足以让我值得为之坚持修学下去的。

自这一期开始,定制出版办公室便明确指出:“这些内容由定制出版办公室组织、编辑及出版,而没有经过《科学》杂志编辑团队。”同时标明了文章的学术引用格式。

网络是很神奇的,西半球的一个国家有人通过上网看到了我的作品以后,他认为我的这个水平是专家、学者级别的,因此他想把我的作品放在他们新开的网站的专栏上,对此我是没有不同意的。后来我对他说我并不是体制内的人物,对此他感到非常的惊讶。但事实上就是这样的,在中国的体制内的学者几个人能做出像我这样有独立主见的文章和理论出来呢?因为他们一旦这样做了,那么结果就是扫地出门,凡是有能力的、能做学问的都被体制招安,也因此导致的中国的学术圈是近亲繁殖的、只为体制服务,让大家觉得在中国没有什么好的思想、学术成果。

一桩可能的“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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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查询了传统医学增刊中部分作者所在机构的个人主页,发现大多数参与此次定制出版写作的学者,都明确写明是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却没有对“增刊”进行清晰完整的标示。

而我思想我过去的一些文章,我也发现过去的水平和今日水平已经存在着了很大的差距了,时间越长越是如此。而我的许多作品实际上我并没有公开发表,因此我想把它们重新整理,但是因为思想的深入和定的任务多及思想惯性的因素,因此它们和我整理出书、把我的思想经历写出来一样,因为缺乏时间而无法去打点它们了。而我过去的一些因为时间被中断或者思索跟不上而中途而废的文章和一些灵感也同样如此。

《科学》承认曾发布“问题”定制出版物

当年,我修学却不知不觉中竟然当人家的小妾了,那个时候的我已经接触到了信息化了,但是那个时候的我主要是要让信息化做到让利益各就各位,但是挫折之后的我就更加深入了,就一步发现的信息化和人之间的行为价值的关系,发现了这项技术能做到知道人的行为价值,而以人的行为价值和人利益的挂钩的做法同样能够做到让利益各就各位、控制利益通用性。

“这些论文只是干细胞生物学中一小部分令人兴奋的进展,已在过去几年的《科学》杂志中刊发过。”定制出版办公室在介绍短文中这样写道。更为谨慎的是,他们指出,该论文集的封面图片也是来自2000年12月25日出版的《科学》杂志。此后,《科学》杂志的定制出版物一直沿袭这一传统——主要的内容均为已经刊发的科学论文,只在封二、封底等处刊登赞助商的宣传海报。

确实,有能力的人、能做学问的人大多数都被体制招安,毕竟体制掌握着大家的利益,而大家都是为了利益而生存发展的,这样的结果就是有能力的大家都在这个圈子里,做的学问却没有突破这个圈,而那些能力不足的、做学问做得不好的,当然也难以出成果,同时也被排除在思想理论平台外了。因此大家对于中国的学术并不看好。

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论文,对所有学者而言都是一项值得骄傲的荣誉。无疑,如同传统医学增刊一样的定制出版给了一些学者这样的机会。同时,这样的“机会”也为他们带来或多或少的声望、奖励乃至科研经费。

当然,我也很遗憾自己的身边没有一个知己的朋友、同志给我以指点帮忙,因为有些东西完全可以通过他人的经验、过来人的指点让我少走弯路。当然,我多次的挫折、峰回路转也让我收获了许多,而这一切,我真的要感谢我有幸生在中国,因为只有中国这种特色才能够让我这个后知后觉的、能力一般的人因为没有办法达到满足而一路深入下去、没有达到目的地也就只好一路走了下去了。因此,我要说在中国真的是修学问的好地方,而且因为在中国,汉文化的一体化思想、天人合一的思想也让我深受其益,我的信息化思想实际上就体现了上述思想的。而时代的发展越来越证明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的这个精华是极其伟大的、是今后发展的必然。在中国修学问,你会看到体制外的、历经风雨考验的修学者修得与体制内的不同的、好的学问出来。而这也就让我们可以对世界说:我们中国人做学问也不比西方人差在哪里。

上述匿名人士提到,2011年5月至2016年3月4年多的时间里,中国客户大约提供了20笔定制出版物的赞助费,无疑这些客户想利用《科学》杂志的名誉获取进一步利益。

就这样,我一个非体制的人却因为被体制排斥而让我不断修炼到深奥的学问了。后来,千年盛世之初我得便宜能上网了,因此我在向网上的那些名刊,主要是大学校刊投稿,不少知名高校的校刊看到了我学术、思想的价值,因此也就通过了他们的初审,但是后来无一例外地落选了。此时在中国中部的一个知名的大学给我打电话要我加入他们的增刊,当时我并不知道体制的复杂,我以为我的投稿引起了那么多好的反应,只要继续努力,那就有可能成为人妻而不可能是妾的,因此也就拒绝了。后来才明白虽然是一个妾,但是一个大学几万的学生校刊又都是双月刊的,增刊一年也才一两次,因此读者之众可想而知。但当时并不知情,所以选择了网上继续投稿。那个时候我还比较先进,订了手机邮通知业务,在这期间我也就看到了有一个西部省知名的社会刊物主编回复我,他说我的文章已经入选为他们刊物的今年第六期的综合版了,我认为我的文章在综合版出现是非常合理的,我认为我女儿现在嫁了一个好老公了,因此就认同他收版面费的做法。后来收到刊物一看,许多知名大学的学生甚至是一些教授在其中发表了高质量的文章,因此我也很高兴。但是后来上网查看,这时我才知道这和中部的知名大学校刊对我是一样的。可当时这个主编并没有告诉我这一切,我因为对于主编的信任让我选择了它,因为编辑部的第一号人物给你回复,所以在潜意识当中我认为他不会亏待我的。现在想来还不如当初答应中部的名校更好,当然现在再想一想,这样也好。因为这样也是一种挫折,这就让我不会再因为满足于现状而止步,这样就没有让我成为一名体制中的人而能走得更远了。实际上后来也是这样的,我后来俢的学就更深入了。

《科学》杂志官网显示,截至今年9月底,定制出版办公室共出版过39期定制出版刊物,内容类型包括某一前沿科学技术领域论文,某一地区或科研机构、实验室的情况介绍。

中国的普遍性就是这样的,但是也有特殊性,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人。实际上我从前也是没有什么能力的,也不善于做学问,但是却因为现实做老师教会了我,迫使我走到了今天这一步。

最早一期定制出版物《干细胞论文集》于2006年出版,受美国医疗设备生产和销售公司碧迪公司赞助。在这本出版物的目录中,明确将内容分为“介绍”“研究论文”“政策论坛”“碧迪广告”等四部分。其中,“研究论文”占其主要部分。

在思想的过程中,我也发现自己的许多的不足甚至反复,而这些东西只有经历过后才会让我明白,这就是否认之否认的规律的作用的结果,懂的人当这是思想进步,不懂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当我这是反复无常的小人,并因此用以攻击我。但是我并不计较这些,毕竟,这些思想理论是要实践加以修正的。

增刊发布后,便引发“中医学者自掏腰包到《科学》杂志做广告”的质疑。《中国科学报》曾于2015年1月14日刊发《“定制出版”是论文还是广告?》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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