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讲人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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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抗抗,女作家。浙江杭州人,1950年生。1963年考入杭州一中,1969年中学毕业后到黑龙江国营农场劳动八年。1977年到黑龙江省艺术学校编剧班学习一年,1979年调到黑龙江作协从事专业创作。1972年发表了第一篇短篇小说《灯》,1975年出版了长篇小说《分界线》。反映黑龙江农场知识青年的生活。以后又相继发表短篇小说《爱的权利》、《夏》、《白罂粟》;中篇小说《淡淡的晨雾》、《北极光》等。出版了长篇小说《隐形伴侣》。作品《夏》获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淡淡的晨雾》获第一届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代表作:《情爱画廊》《作女》《请带我走》等

  张抗抗,1950年出生于杭州市,66年初中毕业,69年赴北大荒农场上山下乡,在农场劳动、工作8年。1977年考入黑龙江艺术学校编剧专业,1979年毕业后,调入黑龙江省作家协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至今。现为一级作家、黑龙江省作家协会副在主席。中国作家协会第六届主席团委员、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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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简介:

  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5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集50余种。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全国鲁迅文学奖,全国首届女性文学创作奖,全国第三届女性文学优秀小说奖,庄重文文学奖。多次获东北文学奖、黑龙江省文艺大奖、精品工程奖,德艺双馨奖,以及全国各类报刊、杂志奖。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曾出访南斯拉夫、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马来西亚、日本等国,进行文学交流活动。

4月25日,“一席美谈——《张抗抗文学回忆录》新书分享会”在广州图书馆举行。

  从《情爱画廊》到《作女》,张抗抗的小说一直是备受关注的焦点。她用一支纯熟流畅的笔描绘现代富有挑战精神的女性。她们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同样绚目夺人,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情感独立是她们的生活的状态。

  内容简介:

“大家好!我系广东人!”分享会一开始,作家张抗抗就用粤语热情地和大家打招呼,一下子就拉近了和大家的距离,现场掌声笑声响成一片。接下来,张抗抗和大家交流了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文学、网络文学、全民阅读等问题的看法。有读者当场表示,想成为张抗抗这样的人,张抗抗听到后马上说:“你不要成为我,要成为你自己啊!”

  张抗抗是一位具有女人味的作家,她的身上,散发着知识女性的端庄与利落。她以女性独特的视角,描写生活中的作女,她要为“作”字正名,告诉人们,对于今日女性来说,“作”并不是一个坏词。

  我们都知道文学源于生活,但又高于生活。我们怎样把生活中的感受变成文学?而作家的文学素材是从哪里来?是不是必须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作为一个作家,他在生活当中,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是为了写作去关注生活?还是由于关注了生活,作家才会写作?这些都是每一个写作的人经常困惑的问题。

《张抗抗文学回忆录》收录张抗抗有关文学创作的回忆与反思,以及在文学创作道路上对人生、社会和历史等问题的思考。张抗抗说,这本回忆录是个人与文学关系的一次回顾。

  究竟女人该不该“作”?

  那么生活到底是什么?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而这种信息实际上是无处不在的,而生活中的人们就是一个个的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要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你的感官有问题了,你的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耳朵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

张抗抗

  《百家讲坛》特别奉献《让女人说话》,让我们一同聆听作家张抗抗谈她的女性观。

  还有一个问题,在生活中我们还会不会感动?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真是不能写作。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1950年出生于杭州,祖籍广东新会,从事专业文学创作40年。已发表小说、散文共计800余万字,出版各类文学专著近百种。代表作:长篇小说《隐形伴侣》《赤彤丹朱》《情爱画廊》《作女》《张抗抗自选集》5卷等。曾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第二届鲁迅文学奖”等。有多部作品被翻译成英、法、德、日、俄文,并在海外出版。历任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八届、九届、十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9年被聘为国务院参事。

  (全文)

  (全文)

访谈

  主持人:观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来到我们演播室的嘉宾是作家张抗抗女士,抗抗老师,您好。

  主持人: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文学馆听讲座。今天我为大家请来了一位作家,她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今年一直笔耕不辍,有好多作品。一提作品呢,大家可能就知道她是谁了,《隐形伴侣》。《情爱画廊》、《作女》,这两部是这几年引起了轰动和争议的,今年新出版了一本小说《请带我走》,她就是作家张抗抗女士,大家欢迎张女士上场。

从文学的角度记录改革开放40年

  张抗抗:你好。

  说到文学写作,我们大家都知道很简单的一个道理,文学呢是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而作家在写作中,是如何提炼生活素材又是如何处理写作与生活的关系的,很多写作者呢往往是一头雾水,以至于觉得自己在写作上怎么老上不了道。所以今天呢,我请张抗抗女士为我们来讲《写作与生活的关系》,大家欢迎。

羊城晚报:这次出版的《文学回忆录》有什么特点?

  主持人:听说您的小说《作女》被改编成了20集的电视连续剧,那么我想先问问自己的作品被改编成影视是作家的一种触电,您觉得这种触电所产生的影视作品会不会对作品的原来的内质有支解或曲解,您有没有这种担心?

  张抗抗:朋友们大家好,像我这样二十多年一直在从事写作,看起来我们的生活基本上是在书房里面度过,但是当时八十年代还谈不上书房。在一个很小的桌子上面,面对着纸,面对桌子,以后是面对着电脑,或者是面对着很多书本。那么我们写作的这些素材和写作的那些文学作品,它所承载的那些内容和思想,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呢?是不是我们必须要一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单位,或者说一个人群当中,才可能获得写作的素材呢?这个也是我经常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生活当中,我问自己我究竟是作为一个普通的人存在?还是作为一个写作的人存在?那么我是生活在我的写作当中?还是生活在生活当中?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状态,我的心理状态。我究竟是生活在写作中呢?还是生活在生活中?这有点绕嘴。第三呢,我是为了写作而去关注生活的呢?还是由于我关注了生活,而我会写作?我想这个大家可能也是有兴趣知道的问题。因为今天面对我们大量的书籍,我们那么多的写作者,这个问题也是我自己经常要问自己的问题。

张抗抗:这本书是对我大半生文学创作的概括和记录。之前我的作品大部分是小说、散文随笔,但这本书是我在几十年的文学道路上写下的对文学观的记录,记录了我的文学成长道路;还有大量的访谈,这是当时当地的采访,所以是真实的,有当时的痕迹在里边。对于文学史来说有一定价值,是研究作家的宝贵资料。这本回忆录里的文章,最早的写于上世纪70年代末,最晚的文章截至2018年,刚好是改革开放这40年的记录,这些文章,可以说是从文学的角度记录了改革开放的社会热点、思潮和重要社会变化。比如里面的第一篇文章就是深圳文稿竞价活动,当时记者采访,我就记录了当时的想法。如果当时没有记录下来,现在问我,我肯定就不记得了。所以,广东人民出版社的策划,是有创新性的,和常见的文学回忆录都不一样。

  我想这应该算是一种间接触电吧,因为有很多作家直接自己去改编电视剧的,还有自己直接写影视剧本的,我觉得我这个属于间接地它被改编嘛。因为也是由别人来改,不是我自己改,因为我想任何小说它被改成影视之后,影视它都有它特别的独特的这种艺术方式的要求吧,它是一个综合性的艺术,它是一个视觉艺术,它要通过画面来呈现,那么很多心理活动就不能表现,还有一个呢,影视的受众它跟小说又是不太一样的,它会更大众化一些,所以它肯定要求它的故事会更好看,可能我所要在《作女》里面表达的那些更深刻的思想我觉得在影视里面可能就会打很多折扣,这种担心肯定是存在的。因为以往几次我的小说改编成电视剧,我觉得都会存在这种缺陷,那么当然最糟糕的是你原作精神的一种曲解,或者说完全不能到位,或者说只涉及了一些皮毛。它故事的改动,因为影视的那种艺术需要改动,我觉得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但是最担心的就是把你的精神实质,如果说它掌握不好的话,又会有一些曲解,那我就觉得比较糟糕。

  恰好昨天我很偶然地看报纸,看到一个笑话。我有时候比较愿意看一些笑话,轻松的版面。它有一个笑话说,有一个小孩很淘气,他淘气就被他爸爸打了一顿。闯了什么祸了,他爸爸就打他。那小孩就非常委屈,他就去跟他妈妈说,假如说你的孩子被别人打了以后,你会怎么样?他希望在他妈妈那儿得到一些同情和支持。这个笑话是比较幽默的,如果你的儿子被人家打了你会怎么样?他妈妈就不假思索地说,那当然我就会把他的儿子打一顿。这小孩一听,坏了,因为把他的儿子打一顿,那么“他”就是他的爸爸,这个儿子还是他自己。我看了这个笑话以后我觉得很好笑。我想想有意思,我突然找到了某种关系。我就拿这个笑话做个比喻吧,因为这个比较形象就是说,在某种情况下,就是它这个主体相对的这个客体两个对应的父母实际上落到这个主体上它仍然是一个人,还是这个儿子。所以他期望得到同情和支持的时候呢,结果反过来他很可能受到的是另一种落在他头上的一种报复。就是把他的儿子打一顿就是又把他给打了。所以这个我觉得有一种东西在里面,我觉得这个笑话,它用一种幽默的形式阐述了一种关系。这种关系呢,我觉得有一点像我要讲的写作和生活的关系。

羊城晚报:在您现在看来,最喜欢的,或者说最重要的作品是哪一部?

  主持人:《作女》是您写的小说,您自己会不会把它亲手改成影视。

  尽管任何比喻都可能是不准确的,任何比喻都是有偏颇的。但是我觉得有一点像,它像在哪儿呢?父母他是这个儿子的创造者,那么必须有父亲和母亲才可能创造这个儿子。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比喻为一个作家的作品,他的父母是什么呢?产生这个作品,产生这个作品我们从文学上讲,从写作上讲,产生这个文学作品,它的父母我觉得就应该是生活。而单独有生活它是不可能,仍然不可能创造出一个生命来的。那么这个生活它需要的是思考,它如果没有思考和这个生活的结合的话,你就占有无穷无尽的生活,你占有极其丰富的生活,它依然不能创造生命。我不知道我把这个关系说清楚了没有。

张抗抗:早期的作品里,我最喜欢《北极光》。那是一种心怀希望的写作,充满着一种青春的感受。它就像北极光,可能自己一生都未必能遇上,但它是存在的。这也是在1980年给我留下的一个真实感觉。后来的作品我会比较在意1996年的《赤彤丹朱》。在里面我写了我的家庭、我的父母,通过写作重新认识了父辈的历史。

  张抗抗:这里就有一个问题,时间的问题,因为您知道改编电视剧,它还需要重新投入一遍时间,而且呢,可能会再三地修改什么的,这个当然还是其中一方面,还有一方面导演或者制片人他会从影视的需要,要求你做出某些改动,也可能是你不能接受的,所以这样,我就觉得可能用这种时间来投入一种创造性的劳动更有价值,也就是说,小说的基础在那儿,然后改成影视,由别人来做,我这个时间我觉得我可以重新投入一个新的创造性的劳动,原创的作品了,我觉得这样更好些。

  我们先来讲生活到底是什么呢?用现代的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可能是一种非数码形式的信息。生活对于作家来讲,对于一个写作人来讲它就是一种信息,或者说是一种感性的形象的一种信息。那么这个信息实际上我觉得是无处不在的,就像我刚才讲的那样,甚至充满在空气当中,充满在我们的视线当中。它在任何地方,我们走到任何地方的时候,就是我们现在的存在,我们坐在这儿的时候,它也是某一种生活,也是一种生活形态。作为一个写作的人来讲,实际上我们就是一个接收器,接收那些大量的信息,那么这个接收器它在接收的时候,我想它应该是全方位地在接收。你不可能说我走到哪儿把眼睛闭上。当然特别恐怖的时候我把眼睛闭上了,你也不可能到哪儿说我不听。你在公共汽车上都会听到传过来的两句对话,是不是?你在散步的时候,你走过去的时候,走过去听到了各种各样的声音。你在任何时候,你的接收器都是打开的,那么这些信息进来以后,它要经过我们的删除和处理,究竟哪些东西它是被留下来的?哪些东西是被我们用电脑的术语说它会被粘贴,或者哪些它被我们提炼出来?这个我想根本上是取决于一个写作者他的心灵的感受。所以我想说,因为以前我们一直有一个理论,在我从小的时候,我也是被这种理论驱使到黑龙江去,驱使到北大荒去。说一个有出息的文学家一定要到生活中去,我们要到人民群众中去。那么是不是生活就一定在北大荒呢,后来我发现生活它不是要你到某处去,它才有生活。昆德拉说生活在别处,我们永远认为生活是在别的地方。我这是引申的他的这句话。我们总是认为生活在别的地方,实际上生活随时随地就在你面前。你个人的存在就是生活。那么我们拿《作女》来做比方吧,今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是大概看起来是如此雷同。上班、下班,然后今年流行滑雪就都去滑雪去了,那么在这种我们大家所感觉到非常重复的或者说是雷同的、相似的那种生活方式的时候,究竟还有哪一些东西是能够打动我们?这个我想这就给写作者提出很艰难的一个问题。所以我在写《作女》的时候,因为我以前呢,很少关注女性文学,或者女性小说。我想八十年代我写了大量的书都是跟“人”这个概念有关,“人性”,所以写《作女》它就是源于这样的一个基础上。我们想,比如说写女性小说,它写什么呢?婚外恋、家庭关系和子女的关系,然后是对爱情执着的追求,或者是写女强人的事业发展过程。我觉得这都不是文学要完成的任务,或者说仅仅是文学。因为它有很多我们今天的媒体、新闻它都可以记录这些事实。文学是什么呢?你得找到它那个最根本的那个东西,把它能够提取出来。下面我会讲到我的小说《请带我走》那本小说,里面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芝麻》就是很多很多琐碎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生活里面发生的事情。但芝麻它不是文学,你得把它磨成香油的时候,它才是文学。所以面对这么大量女性现象的时候,我非常想为中国的女性写一本书来表达我对很多女性问题的看法。那我从哪里下手呢?不能写。我一直没有找到根本的那个核的时候,我没有找到那个核,我就不能写。我写出来的话,我又跟别人大同小异,讲一个曲折的爱情故事,我觉得已经太重复了。

回头看过去有争议的作品,更加心平气和

  所以我目前来说只能选择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多作家也都选择这种方式,因为小说它是语言的艺术,这种语言的艺术,当它转换成视觉的艺术的时候,它这种冲突、矛盾,我想肯定是存在的。所以我们只能说希望它能够减少到最低,或者说尽可能减少。

  后来呢,就是在我这样反复的思考当中,我碰到了那个字就是这个“作”字。这个汉字是非常有意思的,所以我就觉得从中国本土文化资源当中去寻找真正属于我们自己民族文化的那些特点,是什么呢?中国的女性,她区别于西方女性,或者区别于亚洲其他的女性。我突然碰到这个“作”字的时候,对我很有触动,因为我老家是杭州人,我们杭州人用这个“作”字是用得很多的,还有上海人,上海人也是用得非常多。这个词就是单用在女人身上的,或者是小孩。我们说得具体一点,比如说你每次到她家去,你都会发现她们家的家具又搬过地方,她隔两礼拜她不调整一下她难受。她觉得我每天进来都会面对这样子固定的地方。家里面就这么大嘛,对不对?她不可能隔三个月换一个房子是吧,每天进来的那种重复感,她觉得家里每次走的路线都是一样的,我拿东西的这个动作都是一样的,这个生活简直是不能忍受,那怎么办?搬家具呀,把它换个地方。后来我的小说一出来,人家说对呀,对呀,我就是这样的。然后得到了很强烈地呼应。女孩子不断地换发型,然后她头发长了要剪短,短了以后再养长了,养长了它烫了,烫了又给它拉直了。前几天我还看到一篇很短的小文章,是《南方周末》还是哪儿,它说头发七次改变发型就走完了女人的一生。我原话记不得了,反正就是说,它说头发是女人改变自己的最重要的一种方式吧。她有的时候改变不了生活,改变不了命运,那怎么办呢?就改自己的发型。我觉得这也是一种自我安慰自我拯救的一种方式吧,总之我们在生活中会看到真的是太多太多这样的故事。

羊城晚报:您的一些作品引起过比较大的争议,比如说《情爱画廊》,现在回过头看,您有怎样的感受?

  主持人:小说刚一问世的时候,就引起了关注和争论,争论的焦点主要就在《作女》的这个“作”字,因为我记得您写过文章,也跟媒体说过,您生活过的三个地方,民间的口语的这个“作”字都是对女性的一种贬义,那么您选择这个《作女》是不是反其道而行之,故意用人们对女性的一种贬称来表明您自己视角中的一种现代女性的一种生态,一种形态。

  在我写《作女》前一年,我有一个朋友在郊外买了五十亩地。挺大一个庄园,她说是庄园,然后说让我一定到那里去看一下,后来我就去了。去了以后发现一个五十亩这么大的地方,里面盖了一个房子一个平房。房子里面非常混乱,当然完全没有乡间别墅印象中那种庄园的感觉。因为她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根本忙不过来。然后一看五十亩地全种的玉米。我说你应该全种树,种点苗圃。她说是呀,明年就开始种树,今年先种点玉米。然后养了十个狗,分别关在五十亩地的各个角落。各个不同的方位全都有狗。每个狗都被关在铁笼子里边,关在十个不同的地方。我说如果碰到歹徒的时候,你怎么能把你的狗把它放出来?你如何迅速地把狗从笼子里放出来救你呢?她说反正到时候有办法。然后每个狗面前都放了一个脸盆,里面都是玉米糊糊。我说你养那么多狗干吗?她说看玉米呀,这么多玉米丢了呢,她说得看玉米。那我说你种那么多玉米干吗?喂狗。我当时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你回来你就得想这事,你不能说你乐了回来说这人神经病。我们通常会这样看待问题。可是我想好像不是这样的。这个女主人我认识她从三十岁不到我就认识她了。她现在年龄跟我年龄差不多,也快五十岁了,充满着热情对她的生活。我觉得狗和玉米的事情,这是典型的不产生效益的这么一个过程性的一个事物。种了玉米喂狗,狗来看玉米,那么她效益在哪里呢?没有效益,她的效益在于她过程中的快乐。她喜欢狗,所以她养了很多狗。狗得吃呀,所以再种玉米喂狗。这个过程中,她觉得她能够自给自足,然后又养活了这些狗,她又看到她五十亩地长满了绿色的庄稼,这不是很快乐的事情吗?当然这是个很极端的例子。首先我们得有很多的钱,我们得买得起五十亩地。我们还得去买得起十条狗,这个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但是我说的是她也不是有很多钱的人。但是她有一点钱,她的钱用在能使自己快乐的地方。她也不是什么大款,但是她觉得这种方式她觉得非常愉快。因为她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她虽然是一个不产生效益的同义反复。但是,她的快乐都在这个过程中实现了。我并不是提倡大家都要去做这种没有效益的事情,我们现在有效益的事情还做不过来呢。但是我们写作的人,他可能会从这样的例子当中去体会到一些让我们可以深思的事情。能从这些事情里面找到这个生活在发生着变化,我们这个社会在发生着变化。毕竟有一部分人,她不是那么绝对追求效益和实力,要每一分钱的投资都要收回十倍的利润。这个大概就是我要写《作女》的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就是我们会更注重生命过程当中,我们自己能够体会到的那些生命的意义,要按照我们自己的愿望去实现。

张抗抗:有争议其实是很正常的。如果我们出来的作品,大家都叫好,那么我觉得写作的意义就没有超过当时的时代。有些写作可能是超前的,也可能表现得比较偏。我觉得我当时也不是特别在意,最多就是安慰自己说,你看那么多人反对我吧,可见我的作品多重要。其实现在回头看,可能更加心平气和。

  张抗抗:我想是这样的,因为我们是搞语言的嘛,对语言会比较敏感,所以在中国汉语里面的“作”字,它过去在很多年当中,它都是体现了对女性的一种贬斥的意思。那么恰好我想通过这个字,通过我的小说的人物形象和故事对这个字重新做出阐述,就是我们的汉语其实我们的汉语的这个汉字或者说语词,它的容量是非常大,意思也是非常丰富的,但是有一些字或者有一些语词,它的文化内涵在我们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当中它已经成为一种定式了,这种定式里面恰好是沉淀了我们封建的或者传统的观念,那么我觉得是要对它进行一次颠覆或者说修正,这样这个“作”字里面,恰恰我发现它里面很多积极的含义,如果说我们的女人都是现代女性都是甘于接受命运的安排,都是那么地循规蹈矩,都是那么地缺少创造力,那我觉得这个时代社会这种进步,恐怕要缺少一半力量。

  所以当我找到《作女》这样一个概念的时候,我才觉得女性小说有了更与众不同的跟别人不同的视觉,跟别人不同的角度。因为今天我觉得我们今天的女性,我们的现代女性,她们对生活充满着挑战,她是有创造性的,她不愿意再一天一天的、无限地重复这样的生活。当然这个小说出版以后,也引起很多女性的共鸣。当然也会有一些批评,那么有人总结说,他说人其实都是有“作”的欲望。这个欲望不是说是挣钱的欲望,就是说能够改变自己,改变生活,这种欲望都是有。但是呢,这个“作”力是有限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说呢,不可能都像你的小说里的人物这样去“作”。但是阅读当中它会让我们得到一些快感,当它成为文学作品的时候,它一定会提取出一个比我们通常眼睛所能看到的生活更为重要的,或者说更为超前的,或者说更为丰富的这样的人物形象。所以我一直认为生活它不是你去寻找的,生活你去找了,比如说我们要学习写作,人家说也没什么生活啊。当你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活感,你自己对生活的那些感官,你的感官有问题了,这个接收器有问题了。生活不是去寻找的。当你眼睛看不到,你自己的眼睛看不到的东西,你的耳朵你听不到的东西的时候,你去找是找不到的。要去寻找生活的时候,我觉得真是有麻烦。实际上每个细微的东西都是在我们的具体的生活当中。

有时候,我们也要换位思考。当时他们这么想,是有他们的道理的。回想起来,我们在观念上、文化上,对爱和美的认识是比较缺乏的。这个作品出版已20多年,读者已换了另一代人,现在20多岁的女孩读这本书,我觉得可能就能接受了。

  主持人:如果不作,那女性的这种形态,本身女人的这种光彩也可能大打折扣。

  有的时候我觉得那些民间的语言,它其实是非常生动的,我们随时随地都可能从生活当中吸收营养。比如说有一次我去买鸡蛋,我觉得这个鸡蛋有点小。我说了一句,鸡蛋有点太小了吧。然后那个卖鸡蛋的人说,小,我也没咬一口,它生的就是这样的。这样的事真是无处不在的。我要说的是,我们写作的人他一定是要有这样的敏感,这种敏感度去接收这些信息。然后这些信息要经过你大脑处理的时候,你一定要有这种思考的能力,分析的能力,处理信息的能力。所以如果说一个人他本身就是很麻木的,或者说对生活很冷漠,他没有感受,他不大容易产生感觉的,或者说他不太容易甚至不太会被感动。我有时候走过地铁通道的时候,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在那儿拉琴,我会产生出一点感动来。因为我觉得我听了他的音乐了,如果有零钱我会放一点零钱。我觉得这是他通过他自己的音乐给过路的人带给你一些快乐,所以我觉得生活中让我们感动的事情这么一个镜头,这么一个画面,会给你留下很深的印象。如果我们不会感动的话,我觉得真的是不能写作。

羊城晚报:从事创作40年了,每次在写作前是否会有突破惯性或挑战自身局限的压力?是怎么解决的?

  张抗抗:对,而且重要的是我们不仅是为女性证明,为这个“作”字证明,“作”字里面体现的是种女性的创造力,这个创造力实际上是一个时代社会进步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一股很重要的力量,甚至是50%的力量。

  所以要写作的人,我觉得多少心里面怎么说呢,或者说有一种单纯。你在感受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单纯。你在思考生活的时候,你得非常复杂。这是我的经验。如果你感受生活的时候,没有这种单纯的时候,你对一切事物你都会觉得就那么回事呗。对每一个事情如果它是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事情,你会在里面看到一种美感。但是如果你用世俗的眼光去看的时候,轻轻一句话你就把它PASS掉。你觉得这有什么呀,吃饱了撑的。我们如果用世俗的解释的话,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毫无生气毫无意思了。所以我要说我们在生活中,还会不会感动,这个确实是写作的一个很基本的问题。

张抗抗:在每一次写作前,当然都有希望挑战自身局限、突破自身惯性的愿望,每次都想要超越自己,至少不是重复自己以前的作品,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是这样的。从构思一个作品开始,就需要反复地去琢磨最适合表现自己作品的方案,这个构思需要是有所创新的,有所突破的,无论是切入的角度,还是表达的内容,都是有新鲜感的。就像掘进的矿井,到达一个新的层面。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多想、多读,也会有些试验性的文稿,有可能一稿写得不够好,宁可把它作废,推倒重来,但还是不一定能够把它解决得很好。

  要给她们一种平等待遇,为什么男人一直说,你说叱诧风云也好,他怎么“作”,怎么折腾,我觉得都很少会受到社会的批评,因为这是很正常的,男人嘛他就要闯荡天下,可是如果女人这样做的时候,她往往就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

  我有的时候看报纸,我看报纸的时候我会感动。所以我觉得一个写作的人如果我们不能感动的话,那我们这个接收器有一个地方就关闭了,这种关闭是很可怕的。你如果是和通常和我们生活中有一些人那样对生活,采取一种非常世故的,或者是冷漠的态度,我觉得你永远不能说你自己在生活中。

“50后”作家介入时代比较深

  所以现在尤其表现在都市的一个现象,就是似乎成功的女性都有一些“作”。

  所以在这儿我要强调的,也就是要回答我自己一开始提出来的问题,就是我觉得我首先是作为一个公民存在,我不是一个写作的人。我是跟大家一样,我是一个公民。在一个公民社会里面,我会有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存在的种种的欢乐、痛苦、问题、压力。我会关注我们周围的一切生活,生活当中的一切事情。这个时候你不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存在,你说作家难道是整天像个狗在寻找哪些素材。我觉得如果你已经在自我意识当中,你就是一个写作者存在的话,我觉得这不是一种特别好的方式。这只是我的看法。

羊城晚报:您曾被归入“知青作家”。您认同这个说法吗?

  是,我是说过这样的话,我说:“作女”不一定能成功,因为我们知道她“作”得有受自己力量的限制,或者受条件的限制,她尽管有这种“作”的精神,但是可能由于一些机会的不成熟,失败,很多是失败的。那么,所以“作女”不一定是成功的人,但是成功的女人,我觉得多一半她们是有一种经历过那种“作”的阶段。

  当你在生活中作为一个公民存在的时候,你忘掉写作,你跟别人一样你在生活。你会碰到小区里面有很多人不交物业管理费,用种种的理由不交物业管理费。然后造成大家的影响,缺乏这种公德意识,用种种理由来拒交物业费而引发你的那种愤慨。你会作为一个公民守法地去缴纳各种费用,然后你又碰到各种生气的事情,你到医院去看病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医药费为什么会这么贵。所以我讲的现实生活,因为我们生活在现代,我们生活在当代,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除非研究历史小说的,历史故事的,专门写历史故事的人。他可以生活在他的历史资料当中,但是他的历史资料即使是历史资料,它是被什么激活的呢?它也可能是被我们在现实生活中那些感受激活的。因为我们知道很多的历史小说,我们看到的历史小说,历史的故事的电视片。它也能跟你的现实生活发生某种对应关系。我们在历史当中还是可以见到今天的影子,甚至在历史很遥远的历史故事当中,看到今天的人物的某种影子,或者说一种折射。何况我们是一个关注现实生活的作家?所以我觉得他都是从任何时候地点在感受生活,那么这种生活如果你没有这样子的一种对生活的一种,或者说是一种激情或者说是一种好奇,或者说是一种敏感。如果没有这些东西的话,你是在哪个农村体验生活,你是在哪个什么单位里面体验生活,但是如果你没有这种敏感,你没有保持这样的激情去感受它的话,你就是在生活中,你永远都感觉不到它一些很本质的东西。

张抗抗:知青作家,那是我40年前的身份。现在还把我归入到这里面,是不对的。包括我在内的知青群体,他们在返城后已经融入各个社会阶层中去了。只能说知青是我们曾经的身份,知青的痕迹或者我们所书写的知青生活,也已经变得很遥远了。当然,如果我对知青有新的认识,我也会写,我在十年前就写过一个这方面的短篇小说。

  如果不“作”肯定不能成功。

  我们再回来讲《作女》,后来觉得很奇怪。因为我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你说这个《作女》还真是那么回事,我都认识谁谁谁,这个人就挺能“作”的。那个人说我们单位有个人就是这样的,就像我们要开始装修的时候,比如说我们以前从来没看到街上有什么建筑材料商店。然后等到你要装修的时候,你突然发现这儿有一个建材店那儿有一个建材店。原来觉得它跟你没关系,你就不注意它,然后这个《作女》小说出来以后,突然很多人都发现,原来我们的生活中真是“作女”比比皆是。所以说我觉得一部小说,它如果能够广泛地引起读者的注意的话,它确实要在作品当中体现出那些能够表现出具有广泛性的东西。它的广泛性,对每一个人来讲,他能够在这本书里边找到一些共鸣点。还有呢,就是它的一定的超前性。所以我说市场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不能去迎合市场。你说今天市场上流行什么,你赶紧去写。这个当然我相信严肃的作家,或者说比较好的作家,对自己有要求的作家都不会这样做的。你去迎合市场迎合读者的话,读者永远不会接受你的。所以我自己的一个原则就是我自己希望能够去引导读者和引导市场。因为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在每天出版物这么堆积如山的情况下,你吸引眼球已经是一种非常过眼烟云或者说急功近利的这样的一种做法。你如果不触动人的神经的话,你触动眼球有什么意义呢?他给你看了你一眼,看了你一眼,他马上就把眼光移开了。因为吸引我们视线的东西太多了,好的文学作品你至少能触动人的神经吧,你能让人家去想一想吧。所以对我来说,生活实际上一直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当下的生活,还有一部分是过去的生活。当下和历史构成了我自己在感受生活当中的两个主要的来源。

羊城晚报:如何评价“50后”作家的特点?

  咱们说白了,不“作”肯定成不了事,或者至少她在外表的那种温文尔雅,或者很温柔的,外表下面也应该是潜藏着,她内心的那种非常强大的改变命运,改变自己的一种愿望。

  这两个当下与历史,它实际上是双轨并行。因为我们是建国以后出生的,像我是建国以后出生的,我们这代老三届作家,他跟共和国同龄。所以应该说经历了建国以后大部分的重大事件,所以历史一直在我们的心灵当中,它一直是很难消失的,或者说是挥之不去的,有很多影响。所以这样呢,我觉得对于当下的关注这是不可避免的。而对于历史的关注,确实是为了更好往前走,所以这样呢,比如说像我的今年刚刚出版的这本小说,今年出版的这个中短篇小说集叫《请带我走》。《请带我走》这个小说它就是融合了这两部分的内容,它既有描写当下的生活,里面还有一大部分是描写文革和知青的小说。这个其实也是代表了我的写作,长时期以来都是跨在两个之间的。《请带我走》里面的那个中篇小说,有一个中篇小说叫《芝麻》。刚才我已经讲到了,就是我们怎么把芝麻磨成香油,因为大家知道有一个笑话,很穷酸的秀才,连一颗芝麻都不放过。然后芝麻掉到缝缝里头了,怎么想办法把它拍出来。这个故事大家都知道的,芝麻这个东西形容人的吝啬或者说是寒酸。秀才嘛,寒酸,连一颗芝麻都不能放过,说明这个芝麻是非常非常微小的东西,不值得一提的,抓了芝麻丢了西瓜,这个芝麻是非常不值一提的,或者说是非常微不足道的。但是呢,就是这样的一些芝麻它是在我们的生活的缝隙里面,就是掉在缝隙里面让我们看不见,因为它太小了。所以我要写的这个芝麻这个人,就是这个从农村出来打工的,到城里打工的一个中年妇女,她就像掉在城市街道缝隙里面的一颗芝麻一样,你不拍它,它出不来,你看不见它。在这种皱褶里面,你有时候会到大街小巷里去走的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城市有很多的皱褶,这个皱褶,这个缝隙里面藏了很多东西。但我们不可能一一把它找出来,尽我能感觉到的东西,能看到的东西。

张抗抗:“50后”作家是一个经历了很多事情的群体,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是他们的财富。所以,基本上“50后”作家的写作都是建立在他们的经历的基础上。他们是介入时代比较深的一代人。“50后”作家不像今天的一些年轻网络作家,可以不顾现实生活,穿越到历史当中,写作和现实关系不大密切的东西。但是“50后”作家又通常都带着这种鲜明的时代特征、年龄特征在写作。

  但是更多应该是女性在“作”的过程当中,享受一种生命的状态,这个应该是新时代的女性主义者,向往或者说是追求的一种东西。

  所以《芝麻》里边用的一些素材,或者说这个小说它基本上属于我对当代生活的一种即兴反映,它是现在时的,它触动了我。经过一段时间积累以后,我觉得是很快的可以把新鲜的芝麻马上就可以磨成香油。这个是因为我长期也是有机会接触到,比如说各种各样来打工的农村妇女。她们有时候对语言是非常生动的,她说我第一次给家里打电话的时候,村子里就一个电话,或者说好几家人,拉的电话线共用一个电话的。所以她往家打电话的时候,这个电话有五六家人都可以听,所以说有一次她说村里有一个比较年轻的夫妇分开了,打回家电话以后说了一句。你好吧。我好。我想你了。我也想你了。好了,全村第二天全部都传遍了,我想你。所以她说打电话的时候千万不能说我想你。你好吧。我好。你好吧。我好。好了就讲完了。她女儿说,第一次接电话女儿非常惊讶,那个小孩可能七八岁、八九岁。妈,你在哪儿呢?你在哪儿猫着呢?她对这个电话觉得很神奇,不明白她妈妈在外边,怎么会突然出现她妈妈的声音了?这样的生活细节生活故事,就在我们生活当中,如果我们是一个有悲悯之心,有同情之心,对生活有这样一种热情,或者说有一种好奇之心的人,他都会尽可能地关心你能碰到的那些事情,然后你再会去想这些事情。

羊城晚报:今天的作家们大多有着“长篇崇拜”情结,而网络时代中的读者阅读却越来越追求“短平快”“碎片化”。在这种潮流中,作家应该如何自处?

  她会在这种过程当中得到快乐,因为这个过程当中她释放了她自己的能量,而且她知道她在改变很多传统的价值观念,她在改变自己,她不断地放弃,然后又开始,放弃是需要勇气的,我们所谓说“作”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不断地放弃和不断地开始,这个放弃就是说她是一种及时的修正,她如果知道这个选择不对,我马上放弃,我重新开始,可是有很多人都会觉得我已经投入了,或者说我已经熟悉它了,我再放弃的话,我要重新开始的话,我会浪费很多的资源,但是我觉得能折腾的人,她会把每一次开始都看作是一种新的起点,或者说是一种新的创造的开始,所以她会觉得非常地有意思,对自己有一种否定。

  提问:我是一个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个学生,我想提问的问题是在当代什么现代派,什么新写实主义,还有一些现代性文学、女性文学是先后登场。那么文学的形式表现得多种多样,但是在文学总体精神价值呈现出了一种下滑的趋势。那么请问您是否认为存在着这一趋势,如果存在,你认为当下作家和一些文学爱好者,应当怎么去做?谢谢您。

张抗抗: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一方面我们的读者希望“短平快”,另一方面我们的网络文学却越来越长。这里面有商业原因,这里就不说了。这个问题对传统作家而言,调整是会有的,但作家的写作基本上是从自我出发的,当他形成了一个比较饱满的东西,他就会动笔写长篇。如果他有很多小而有意思的故事,他就写短篇。写作怎样的文体,实际上由他们的生活体验来决定,他们并不会很多地考虑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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