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孝阳,江西抚州人,中国作协会员,南京审计学院客座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硕士生导师,现供职于南京某出版社。著有《人间值得》《众生:迷宫》《众生:设计师》《旅人书》《乱世》《人间世》等长篇小说,小说集《是谁杀死了我》《我永远忘不掉这个夜晚》《说说爱情吧》,文学理论集《这人眼所望处》等。曾获紫金山文学奖、钟山文学奖、金陵文学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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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间值得》——这是70后作家黄孝阳长篇小说新书的名字。

中世纪神学家圣·托马斯·阿奎那在评注亚里士多德的《尼各马可伦理学》时,撰写了《论恶》一书,贪婪、傲慢、淫欲、嫉妒、懒惰、猜疑、暴怒构成了天主教义中的七宗原罪。在作家黄孝阳看来,七宗罪不是人的错,皆有人之真性蕴藏其中,相对应的是:渴望、自信、性爱、进取、安静、好奇、力量。

写完了这个长篇,黄孝阳的Word显示字数是27万。小说完稿后,黄孝阳私下请几位朋友帮着挑些Bug。有鼓励的,说是“今天的《狂人日记》”“这个时代的《恶之花》”;也有批评的,说是“道德败坏,是对读者心灵的戕害”。黄孝阳说,“戕害两个字我不认可,不过不必解释。有个问题得解释一下。用一个女性朋友的话来说,‘这个作品非常男性化,荷尔蒙爆棚,没有给女性读者一点空间’。说得比较委婉。还有个女性朋友打电话说,看了开头数页,觉得被冒犯了,看不下去,想把书扔掉……”

12月21日,黄孝阳《人间值得》新书分享会在北京举行。作家、学者邱华栋,批评家、诗人杨庆祥,以及本书作者黄孝阳,与读者一道分享《人间值得》的写作内外,讲述站在时代的特殊经验里,如何书写当代中国人心里的山川形胜。

记者:《人间值得》封面上印着“先锋文学的扛鼎之作”。先锋文学是在特定历史时期下的产物,国内许多先锋文学作家也都纷纷转型,您依旧在坚持先锋创作,是什么原因呢?是有小说的内在美学追求吗?

黄孝阳,1974年生于江西临川,至今已出版《人间世》、《遗失在光阴之外》、《网人》、《时代三部曲》、《阿槑冒险记》等多部长篇小说。

黄孝阳:这些年我听到别人说我是一个先锋作家就很伤感,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啊,只是我眼里的现实与他们眼里的现实不一样。我们是“现代性”的孩子。我写的就是现实,我从未离开现实半步,我呈现现实的方法是由现代性孕育的那些点、线、面,也不是什么高难度的级数、波函数。有时我觉得这些方法就像使用微信添加朋友一样,当属于不言而喻的常识。

在邱华栋看来,黄孝阳已出版的每一部作品都指向了不同的方向,放在一起就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空间结构。《人间值得》是黄孝阳的最新长篇。小说讲述了小人物在大时代洪流中的奋斗史,勾勒出上世纪80年代至本世纪初的风云变迁,作者将笔触扎根向生活的深处、现实的深处。

在我的理解里,先锋是一种精神,是一个“生而为人”该有的向度。在这个激流汹涌的时代,各种新发现、新阐释、新范式层出不穷,文学不应该例外。要求得这个新字,就得有一个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愿望——最起码,这是对人自身的成全。这种精神向度能帮助写作者成为一个更丰富的人,更有趣的人,何乐而不为呢。假如能靠其他工作解决吃饭问题,真是不必太在意叙事策略的改变所可能多带来的那几块蛋糕。而“先锋文学”是一个文学史上的命名。批评家或出版机构如何阐释我,这是他们的权利。

《人间值得》

记者:“弑父”主题,很多名著也有相关的书写,您的小说与其最大的不同在什么地方?

关于小说的写作手法,黄孝阳回忆起曾有一个批评家对他说,当代很多作家的小说都是“河流叙事”,从涓涓溪流到大江大河,虽然两岸景观有所不一样,但那个结构都是水分子,只是量的增加。“然而我的小说中,除了河流还有崇山峻岭,甚至在河流域山岭之间还有一个深沟,就是有一个更复杂的,这个是有机的东西。我讲河流也罢,讲山川也罢,讲艺术也罢,它们构成了完整的生态,完整的结构体,而不是单纯的一个河流、一个单向度的东西。”

黄孝阳:不再是一个勇士杀死恶龙取而代之的套路。在“弑父”主题下,父与子其实是一体两面。这回我找到一个叫朱璇的女子来破这个局,她是新希望。

“暴发户喧嚣”之外的冷思考

我觉得5000年文明史基本都是在父亲的注视下,就像一个钟摆已经摆到这一侧的顶端。我想,是到了钟摆朝另一侧晃去的时刻了。

《人间值得》的主人公叫张三,是许许多多普通人的代称,这是关于普通人内心中潜伏的挖掘。这部小说还是一个恶棍的生成史,一个自我认知的焦虑史。一个坏人,一个从底层爬起不择手段的人,一个为非作歹毫无礼义廉耻的人,一个把道德从人生词典里删去的人,一个心狠手辣罔顾他人感受的人。作者试图以“自我的焦虑”去映射流动的现代社会的普遍问题。

其实,这部小说里99%的内容都是男性向的,像一个肥皂泡,像这个不断膨胀的宇宙,让人绝望;然后,那1%的内容,是对新女性的赞歌,犹如一根针,在肥皂泡上面扎了一下。“嘭”。我喜欢这种感觉。

在杨庆祥看来,这本书写透了一种现代生活的吊诡,“我们看到的每一个人都那么正常,但是每一个人的背后都有我们完全不知道的故事,隐秘的罪恶,种种的不堪”。“我觉得黄孝阳的这个小说特别有意思的就是他写出了一个张三这个人的这种性格,他的成长史,他的这种疯狂,其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可能潜伏着,只是我们没有机会能够把我们的这种欲望实施、实践,只不过是张三在黄孝阳的小说里面完成了他的这种疯狂的欲望之旅。”杨庆祥说。

记者:您的创作很像“理工男”创作,有批评家甚至认为您的小说更适合理科生来阅读,而这一本小说转为人性深层的书写,这一创作的转变,或者主题的选定存在怎样的契机?

对此,黄孝阳回应称,这本小说的原由、来历跟20年前有关,“我在小城长大的,中国有2000多个小县城,是中国最基本的现实。而这个现实就是在我们中国文学的乡村叙事的传统下以及今天的所谓都市书写下,这两个其实是被忽视的,但是构成了中国所有波澜壮阔的一个巨大的版图”。那些曾经在县城江湖呼风唤雨,黑白两道,血战拼杀的,一路各种打击升官的,他们的命运刚好跟这个时代是一同野蛮生长的。“是什么样的时代生产了我这样一个怪胎?”,这是书中的张三的自问,也是黄孝阳在创作伊始对于这群人的他者之问。

黄孝阳:这个小说在脑子里盘桓了近20年,有着极强大的现实逻辑做支撑。张三等小说人物,此刻也正在我们身边出没。这个转变或者说主题的选定,有很多因素。

杨庆祥认为中国的当代写作有暴发户的喧嚣和喧闹在里面。但是黄孝阳非常可贵的就是,他一直用他的形而上的思考对形而下的喧闹,跟它保持一定的距离,对它进行审判和反思。小说题名《人间值得》,那么它内置的一个反题就是“人间不值得”,表面上看,黄孝阳的写作里面有非常多的贪婪,就是整个的写作是非常贪婪的写作,但最后都走向一个“空”。恰如书中的张三,他的生命意志与生命能量足够大,像是一条恶狼在月光下的长嗥。而他最终也意识到,他真正梦寐以求的,不是事业与爱情,而是这声“长嗥”。

这样说吧,小说无非是人事物三者。人是魂魄所在,根源所在,符号所在,理念所在。要有人,但这个人不再是单向度的。《众生》系列里的元庆,他的新字在于文本给予了他的“生而知之”,以及对人工智能的思考,对“彼世界”的建构;而《人间值得》里的张三,是一个生命哲学上的新。他是恶棍,且是一个完全迥异于《恶棍列传》里那些只懂得挥舞刀子的恶棍。他为自己的恶辩护,也正因为有了这种具备形而上能力的恶,所以“这世上一定存在着善良,值得我们奋战到底!”

黄孝阳认为,“人间值得”应该是很沉重的四个字。生来就是公主的人,倘若一生顺风顺水,优渥无忧,弥留之际慨叹“人间值得”则不免让人觉得少一份厚重与感叹。“只有经历过不堪的人,只有经历过那种内心被黑暗侵蚀过的人,只有到过深渊里面爬出来的人,才可能说出这四个字‘人间值得’,我觉得才稍有一点重量,有一点质感。”黄孝阳说。

记者:您之前讲过“我写小说,基本上是抱着‘写出新东西’的态度”。《人间值得》“新”在哪里呢?

“不要效仿这个世界”

黄孝阳:前几天布鲁姆过世,看到他说过的一句话,“关怀人类,而不只是取悦读者……作品里起码得有这么一些生命质素”。当时我在微信朋友圈里写了一段话:写了20年,最近这几年才渐渐明白了,什么是生命质素,或者说,是我在《人间值得》里说的作为“人的长嗥”,不仅仅是对现有牢笼籓篱的打破撕扯,跨越跃起,建筑构架——,更重要的是从诸多思潮观念中抽身后退,尽可能摆脱迷宫奇观与大江大河的诱惑,回到人之本性,再往前行,重新与此时代结合,确认自我属性,人之边界,事与物的各种维度,以及命运的澎湃赋格。

七宗罪是沉湎于浮华的七种欲望,在杨庆祥看来,当下人的精神状态类似于处在“冗余”之下的“剩余时间”中,就是新的世界没有开始,旧的世界已经结束,中间的有一个时间叫剩余时间。“我以前经常说,我们现在处在剩余时间的状态,厌倦、无聊,好像有点意思,好像也挺没意思的,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心理状态。这个心理状态就是一个冗余的状态。”杨庆祥说。而“冗余”也正是《人间值得》想要挖掘呈现的一种精神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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