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从古医书中获得提取青蒿素的思路获诺贝尔奖,让人意识到古籍中蕴含着惊人的物质和精神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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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古籍的整理、保护和利用,就是最大限度地保护与传承中华文脉和传统文化。

原标题:古籍数字化解古人未解之题

然而,经历了数千年的古籍是如此脆弱,经不起翻阅等直接接触,绝大多数都存放在库里,连专业研究者都很难看到。保护,就难以利用;利用,就很难充分保护。现代数字化技术的出现,才让这对矛盾迎刃而解。

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本数据库

至此,我们方能了解2019年11月,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组织第四次古籍数字资源共享联合发布的价值——全国20家单位在线发布数字资源7200余部(件),全国古籍数字资源发布总数已超过7.2万部,普通读者也可以和研究者一样在网上免费共享古籍数字资源。

上海图书馆家谱数据库

古籍数字化有多重要?目前中国的古籍数字化处于什么状况?本文试图做一个简单的勾勒。

我国当前的战略是由大国发展成强国。一个强国当然有若干配套要素,政治制度完善、文化教育繁荣、经济发展、科技领先等都是首要因素。这其中的文化教育繁荣和我们有直接关系,我们是文化教育事业的参与者、建设者。

数字化带来古籍重新发现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文化教育工作者需要书籍,就像一个人要吃饭一样。有些书可以从书店购买,或者从网上下载;可是有些书不能轻而易举地获得阅读的机会,这类书籍主要是古籍善本。

对搞文史研究的人来说,占有独家资料几乎意味着初步的研究成果。

古籍善本长期以来秘不示人,几乎成了传统,历史上有的藏书家在书上盖有这样的印章:“鬻及借人为不孝。”古籍既不能卖,也不能借。钱谦益是明末排名第一的藏书家,绛云楼不慎失火,大部分藏书化为灰烬。他的好友曹溶去安慰他,同时也批评他吝于把藏书示人,致使绛云楼所藏孤本绝迹人间。为什么不给人看呢?主要还是为了保护。

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说,古籍数字化带来了古籍发现的新时代,数字目录和古籍全文发布后,我们可能无意中就发现重要的研究素材。过去我们只知道大的馆藏,其实很多小馆藏着珍贵的古籍。

清代黄丕烈收藏的校影宋本《博雅》,经过宋定之借给了王念孙。王念孙研究《广雅》,写了一部第一流的著作《广雅疏证》。王念孙借黄丕烈的《博雅》当然是为了校勘,可是6年没有归还。后来黄丕烈在京城,见到王念孙的儿子王引之,问到此书。王引之回答说已经还给了宋定之。于是黄丕烈又向宋定之追索,果然在他那里,第二年才追回来。一部书借出去7年才追回来。

山东大学文学院院长杜泽逊说,因为有了数字化古籍,北京大学教授张丽娟和一位年轻人在国图收藏中发现了过去不知道的十行本《尚书注疏》的元刊原印本和杨复《仪礼图》元十行原印本。元十行本,清代以来用的都是明代历次修版,原印本的发现甚至会改变原有的结论。

杨氏海源阁收藏的明嘉靖芝城活字蓝印本《墨子》是稀世珍本。这本书光绪年间被潘祖荫借去,长期未还。杨保彝在刊刻他父亲杨绍和的《楹书隅录续编》时特别加了注释,说这本书“为潘文勤师借校未还”,直到新中国成立后这本书才在苏州出现,现藏于国家图书馆。

荣教授希望古籍数字化工作更多地跟学术界沟通,根据需要决定哪些古籍先发布。比如做海上丝绸之路研究,广东、福建、浙江一带的地方图书馆馆藏家谱变得重要。如果国家优先支持开展这类古籍的数字化,将帮助我们占据学术制高点。

历代的藏书家以个人之力收藏保护典籍,是传承中华文化的功臣,他们也是最重要的古籍专家。他们最关心的是珍贵古籍的安全,不外借是合情合理的。借书的不愉快,无论如何会得到后人的理解。

古籍数字化关系文化命脉

在今天,古籍的安全仍然是头等大事,如何实现既保护又流通呢?古人采取了影抄、照抄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乾隆时期的《四库全书》也是把献来的书录副本,原本发还,可惜没有贯彻到底。

数千年遗存下来的古籍如浩瀚之海。据统计,仅汉文古籍品种就超过20万种,版本超过50万种。

传世的嘉靖影宋刻本、明清的影宋抄本、近代的影印本,都是往这个方向努力的成果。还有一种校宋本、校元本,把宋、元本文字的不同校在通行本上,也是这个目的。这种行为有很大的局限,因为能够被影印、影刻的本子数量很少,既受物质条件的限制,也存在思想保守的因素。

2007年,国务院办公厅发文提出,在“十一五”期间大力实施“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国家图书馆(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负责摸家底、古籍修复和保护,新闻出版署下辖的相关出版社负责影印出版,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负责古籍的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工作。

今天我们有了数字化和网络传递的技术,可以跨国、跨地区,在自己家里、在研究室里,查看异国异地的藏品。今天在座的荣新江先生踏破铁鞋,到世界各地访求敦煌吐鲁番文献,他的前辈王重民先生、姜亮夫先生、刘半农先生,以及更早的黎庶昌、杨守敬、董康等先辈,也都是采用走访这种方式。显然这种方法有很大的局限性,因为一般人无法像他们那样随时出去看书,更重要的是一般人看到了也看不懂。要克服这个难题,就要请荣先生这样的专家鉴别原物,进行学术性著录,然后再把图像挂出来。图像加上专家的著录就达到了古籍数字化的基本要求,或者说底线要求。读者上网看书,不仅看内容,还享受了专家鉴别研究的成果。

数字化浪潮改变了固有的秩序。古籍普查在线上登记,阅览在网上免费共享,数字化替身保护了图书原件。如果不拘泥于物质形态只考虑文化内涵,数字化甚至可以看作是流落海外珍稀古籍另一种形式的“回家”。

当然荣新江先生说了,数字化会带来新发现。北京大学教授张丽娟发现了著名的十行本《尚书注疏》的元刊原印本,收藏在国家图书馆,这是过去不知道的。昨天一位青年同志说他发现杨复《仪礼图》元十行原印本,也在国家图书馆,这也是过去不知道的。这类发现会带来很多新认识,因为元十行本,从清代以来用的是明代历次修版,基本上未见到未修版的印本,原印本的发现当然会解决很多悬而未决的问题,甚至会改变原有的结论。这都是古籍数字资源发布给一般读者带来的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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