叩问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首先要叩问有没有自己的基本范畴。基本范畴的确立,是一门学科建设的逻辑基石。

作者:朱志荣

建构自己的命题学说

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中,概念、范畴和命题很重要,我们要重视概念、范畴和命题的演变史。从现代学术规范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概念、范畴和命题,确实有含义不确定、很难领悟和把握的一面,但是我们应当积极面对,充分顾及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学理特点。中国古代的概念和范畴的运用,是可以跨学科的。诸如气、气韵、风骨等,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视角加以运用,我们不能严格地界定出它的学科归属。而命题是后人在前人的思想中加以概括总结的,并且形成了一个传统,如“不平则鸣”等。中国古代美学概念、范畴和命题不像西方那样严密和确定,但是内容非常丰富,还具有模糊性和灵活多变的特点,其中有许多值得我们吸取、深入探讨和借鉴的内容。

作为在西方美学直接影响下而启幕的中国现代美学学科,自20世纪初以来,主要以西方美学的样态作为自己建设的标准。我国现代美学的西化之路,几乎全方位覆盖了范畴概念、观点学说、思维形态、方法立场等。我国美学发展的这种状况,不仅使民族美学逐渐丧失了自己的话语,也大大偏离了人文学科的多元化要求。事实上,形成世界范围内一套统一的标准的美学话语体系,既无必要,也不可行。我国美学要进一步发展,亟须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

《求是》杂志2019年第12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文章指出,“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重要论述,为我们开展美学研究提供了根本遵循。本期刊发的两篇文章,围绕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传统美学研究的方法论问题展开深入论述,以期引发学界的进一步探讨和思考。

形成自己的方法思维

但是,中西审美实践是有一定的差异的,即使是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内容,概括和归纳的角度与方式也有一定的差异,我们不能生搬硬套西方美学的模式。中国美学文献资料的整理,不能以西方美学为准绳,进入求同弃异的误区。西方汉学家是在西方视角的观照下进行研究的,他们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探索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我们要有自己独立的研究方法,不能迷信汉学家,更不能将中国美学思想当成西方美学理论的注脚。对于世界美学思想史的整体来说,中国美学思想史虽然是特定地域的美学思想史,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但是西方美学思想史也同样是地域美学思想史,同样是地方性审美经验的概括和总结,我们不能用西方美学思想史以偏概全,抹杀其他地域的美学思想史。全球各地文明中的美学思想应当多元互补,世界美学思想史不是全盘西化的美学思想史,我们要重视世界各国、各传统文明中的美学思想的差异性和丰富性。

确立自己的基本范畴

中国美学思想史研究可以进一步丰富美学理论,但一定要以美学理论为基础。我们要依托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整体背景,对中国古代的思想加以整合。古代美学思想资源,有益于当代美学理论的建构。而建构的方法,也影响着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和写作。撰写中国美学思想史的作者,在脑子里要有成熟的酝酿,对中国古代美学理论要有系统的理解,而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也可以深化和丰富学者对中国古代美学基本理论的理解,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者,心中应当有一个清晰的中国美学理论框架,才能鉴别中国美学思想史中的史料,懂得它们的美学价值所在。中国传统的“我注六经”的方法和“六经注我”的方法需要统一,只能有所偏向,而不能偏废。

我国美学之所以要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是因为美学既需要面向全人类普适性的审美价值向度,也需要形成不同的民族化审美话语。美学不是自然科学和工程科学,不应以追求统一的标准性为目标,审美本身就是人类情感多元、价值多样的诗化呈现。虽然美学也需要研究人类审美活动中的普遍性问题、得出关于人类审美现象的规律性结论,但它的问题和结论都不仅仅系于客观的一维,何为美、如何审美等都不是僵死划一的教条。美学既有方法论、技巧论等维度,也有情感论、价值论等维度,而且后者更富本质意义。回归美学以情感和价值等为中心的人文维度,是美学真正实现深度突破与自身价值的必由之路。对于我国美学来说,只有真正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才能在世界美学之林拥有自己的一席之地,真正实现与西方美学平等深度的对话。我国美学话语体系的构建,既需要融西入中、化合创新,也需要援古入今、传承推进,在总结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美学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在直面民族审美的现实中,实现自己的破茧和涅槃。

中国美学思想史有自身的品格和气质。我们对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要有明确的学科意识和学科界限,既不要守旧,也不要泛化。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们对美学学科的理解,要重视学科本身的特征。我们研究美学问题,涉及美学与文学、艺术等诸多领域的关系,适度地借鉴哲学史、文论史和艺术理论史的研究是必要的,但各自的侧重点是明显的。美学与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方面的关系也很密切,但更要重视美学的内部规律,不要被相关学科,如伦理学和宗教学所同化。我们可以运用文史哲等多学科相结合的研究方法,重视美学与政治和道德等领域的相关性,可以拓展美学学科,但不能模糊和泛化美学学科的界限,否则客观上就消解了美学学科。前些年曾经流行的审美文化史研究,把美学研究放到文化的背景中去理解,可以拓宽中国美学思想史的视野,但其中有些审美文化研究,只有文化,而没有审美,值得我们警惕。

叩问中国美学的话语体系构建,必然要从根子上叩问如何弘扬民族美学精神问题。高洁的精神是照亮人类前行之路的明灯。在世界美学的大家庭中,在尚美向美弘美的共同基础上,各民族美学精神可以共存共荣、多元激荡,推动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和攀升。

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要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本着科学的态度,认真梳理其思想脉络,充分汲取其中的思想精华和理论精髓。同时也要批判借鉴西方美学的研究方法,积极吸纳其中的有益成分。与中国古代美学相比,西方美学特别是西方现代美学有更为系统的学术形态和学科意识,体现着现代学术规范。因此,进行中国美学思想史和中国美学理论研究,批判借鉴西方美学的思想和方法,是非常必要的,漠视西方现代学术体系是一种鸵鸟行为。我们应该在批判借鉴西方美学范式的基础上,根据中国传统美学的具体实际,归纳出自己的美学思想体系,从而使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在现代语境下更广泛地被理解和接受。我们要看到中国古代美学思想与西方美学具有可接轨的基础,要寻求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普遍性,包括它可以被其他文明接受的可能性,最终建构一个世界美学的学术共同体。

西方经典美学追求科学、逻辑、思辨、系统的方法思维,以追求客观、理性、普遍的结论为目标。这种方法思维的特点是问题明晰、条理清楚、论证客观、分析系统。而中国古典学术思维注重整体把握和直觉体悟,关注研究对象的具体特征,较少逻辑分析、理性推理、概括论证和条分缕析,带有一定的朦胧性、模糊性、主观性。由于中国古典学术思维的特点,中国传统审美理论更多的不是在哲学领域展开,而是在艺术领域展开,突出表现为与各种艺术品鉴论的结合。中国古典美学理论的源头可溯自老庄和孔子的哲学思想,但其展开及其丰富的成果主要还是各门具体的艺术理论,形成了诗文评、诗画论、小说评点等多种有别于西方的民族理论样态。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古典文论样态在西方科学思维和现代理论样态的影响下,逐渐向西方文论样态转换。梁启超由《饮冰室诗话》到《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王国维由《人间词话》到《〈红楼梦〉评论》,就是一种由古典到现代的尝试,也是一种由民族到西化的尝试。这种尝试对于中国美学方法思维的现代演进有着不容置疑的积极意义。中国现代美学得以启幕,与方法思维的现代转换有着直接关联。从世界范围看,中学与西学,无论哪个学科,有效的对话都需要方法思维及其理论样态的必要对接。美学的方法思维既不应定于一尊,也不能守旧倒退。美学方法思维和理论样态的多元化与新的交融,是当下可以探索和开拓的领域,但我们更需关注的是阐释的成效和接受的效果。

我们研究中国美学思想史,需要对历史上影响美学思想史发展的诸种因素加以概括和总结,揭示出变迁、转型的内在规律,关注中国美学思想史上的启蒙者和集大成者,重视美学思想的端倪和发展脉络,其中尤其要重视时代特征对美学思想的影响。中国美学思想史不是简单、直线地向前发展的,其中有迂回、有曲折,有高峰、有低谷,要警惕线性进化论式的美学思想史观。那些哪怕是孤立的、缺乏源流但有价值的创新见解,也应该给予重视。中国美学思想史的研究,并不是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进行简单的肢解和整合,而是既要寻求它的内在逻辑,又要尊重历史语境和客观事实。

弘扬民族美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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