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网络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意识形态工作呈现出从传统领域向网络领域延伸的特点,而网络意识形态在国际、国家、社会、个人不同场域中所面临的挑战及实现的目标指向各异。因此,对网络意识形态不同场域基本定位的正确认识,既是当前我国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回应,也是有效应对互联网风险、提升国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前提。

移动网络空间国家认同的建构机制

国际层面:网络意识形态斗争是各国博弈的重要筹码。信息作为意识形态的一种特殊载体,某种程度上可以认为是意识形态的一种传播工具。当前,一些西方国家利用其掌握的网络技术优势和话语优势,通过互联网这个特殊的媒介,向全世界范围多角度、全方位地展示自己的意识形态、价值观念、社会文化和经济发展等内容,其网络组织化和政治化的特征非常明显。网络空间不仅是不同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念汇聚的表达平台,更是不同意识形态争夺的战场。由于西方国家推行数字霸权,导致其他一些国家原本的意识形态导向和建设面临极大的挑战,也加剧了国际间意识形态的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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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层面: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基于执政现实的战略判断,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互联网在我国当前执政现实当中的重要战略地位。根据第42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8年6月30日,我国网民规模达8.0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7.7%。“群众在哪里,我们的工作就要延伸到哪里。”因此,网络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事关党的前途命运、国家长治久安、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工作。

国家要平衡个体、社会、国家的理性需求,避免国家权力的滥用,实现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追求的和谐统一。

基于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这是互联网时代国家安全的全新内涵和构成。“互联网像试纸,浸入不同的文化之水,会化合出不同的颜色。互联网像探针,刺进不同的社会肌体,会呈现出不同的抽搐和反应”。当互联网与一国政治、社会、经济等方方面面发生深度融合时,究竟化合出什么样的颜色、呈现出怎样的反应,的确考验着一国对于互联网的管理和建设。在海量信息竞争面前,网络意识形态的信息可谓“沧海一粟”,排除别国意识形态的侵蚀,将会变得越来越困难,也意味着党和政府巩固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地位的难度和成本也将上升。

政府权威不是来自恐吓与威逼,而是建立在民意基础上的政府信任,进而整合认同矛盾与冲突。移动网络空间公民的信任水平高低直接决定着政府权威的可靠性。

社会层面:网络意识形态情势是社会思潮的汇聚平台。网络意识形态传播的扁平化、数字化。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政治传播的科层制,减少了传播的层级,重构了政治科层体系中的信息沟通。网络传播的内容一般都是数字化信息,而数字化信息所呈现的是某种特定的符号。在网络环境下,这种符号是非常容易被复制的,当一个信息传播过程完成后,即一个传播周期完成时,信息传播并未终止,而是开启了下一个征程,开始下一个信息传播过程。因此,互联网的工具特性直接影响着网络意识形态的传播方式以及传播效果。

互联网迅猛发展,深刻改变着舆论生成方式和传播方式,改变着媒体格局和舆论生态。移动网络空间是建立在移动互联网络技术基础之上,人们交往实践活动的虚拟共同体。移动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认同面临着信息化变革的挑战与机遇,不确定性和非均衡性成为常态,如何对其进行有效建构,增强网络空间国家凝聚力,是移动互联网时代国家治理的重要命题。

网络意识形态争论的多样化、复杂化。如今,互联网已经从信息源变成了思想源,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不同意识形态所发出的声音并不相容。在话题内容方面,涉及领域涵盖政治、经济、生态等维度,甚至对中国近现代史及其英雄人物的评价、改革开放前后两个阶段、党和政府重大改革方案等都成为重要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提高用网治网水平,使互联网这个最大变量变成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因此,通过互联网巩固红色地带,打压黑色地带,转化灰色地带的任务异常艰巨。

移动网络空间,中现实社会的身份地位被移动网络技术隔断,媒介技术对社会结构进行重组。移动网络技术提供了主体交往的新型信息平台,主体在移动虚拟空间的活动是现实人实践活动的延伸。在移动网络空间中,虚拟与现实关系形成了交叉渗透,虚拟场域中融入现实元素,现实场景中有虚拟技术,虚实界限逐步融合,技术生活化程度不断加深。移动网络技术使得人际互动更加频繁,全方位地渗透到感性生活中,主体感性实践越来越依赖于移动互联网技术提供的便利条件。

个人层面:网络意识形态建设是政治认同的重要来源。发挥思想整合功能。每一种意识形态,都具有一定的协调作用与整合功能,这是意识形态作为社会精神文化现象所具备的独特功能。曾有学者把意识形态的社会功能形象地比喻成一种“社会水泥”,意识形态能够“成为一种重要的凝合剂,能够把各种运动、党派、革命团体都聚合起来”。当下,网络意识形态作为意识形态的延伸,利用网络传播的全天候和个性化,扩大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辐射力和吸引力,同样也发挥着整合并凝聚各种社会力量的功能。

主体在不同的移动场景中被改变思想意识,移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多元、多变、多向性特点更为突出,权力、利益、文化的角力较量成为网络信息传播的重要推手。在无边界的移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的载体各不相同,微信、微博、QQ、视频、游戏、直播、网站、论坛等都会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载体,进而改变国家认同。

冲击原有时空认同。当前,不同价值观带来的对传统社会的冲击,有时甚至比战争所带来的威胁还要大。因此,互联网作为大众文化发展背后最有力的推手,通过图片、视频、声音等方式吸引着人们的注意力和兴趣,其强大的消费、娱乐功能分散了人们的精力,减少了人们的政治参与热情,也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民众的传统政治情感,挤占着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原有时空认同。互联网时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面对的是时空相互交织、纷繁交错的特殊场域,要在现实空间和虚拟空间两个维度的结合上发挥思想引领作用,才能最大范围实现民众由思想认同到政治认同的转变。

移动网络空间国家认同变化机理体现在:第一,认同环境。移动网络空间国家认同环境是数字符号空间。“国家”这一概念的传统要素正在发生改变,地域性特征消失,人口混合化程度增加,主权界限模糊。国家认同的物质载体转变为信息载体,认同场景的流动性特质明显。在虚拟认同环境中现实的行政管制、信息封锁、话语统治等手段逐渐失效,国家认同面临信息环境改变的挑战。第二,认同条件。移动网络空间中的国家认同需要不同的条件,尤其是主体之间的交流互动以及多因素的相互作用。主体之间的互动关系从绝对主体性向交互主体性转变,主体的强目的性向相互依赖性转变,主体关系以主体间性交往形式表现出来。移动网络空间中国家认同变化是技术和社会的多重条件综合作用的结果。第三,认同情感。移动网络空间中认同情感的地域依托已经消失,内在的精神支柱濒临瓦解,外在的依恋转化为内在的信念,个体从“本体性安全”走向“本体性焦虑”。第四,认同心理。移动网络空间国家认同分为内化与外化两个阶段。在内化阶段,多样化信息通过移动网络技术随时影响公民自身,公民逐步接受信息、分析信息、转化信息,形成认同价值。在外化阶段,公民通过移动网络技术随时进行信息传播,与外界环境进行信息互动,通过信息输出、信息传播、信息交换,改变认同环境。

在移动网络空间中,网络技术将具有相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群体集中起来,开展不同类型的网络活动,具有仪式性质的活动逐渐成为感性意识形态的表达渠道。一是社交分享。在社交分享仪式中,实质就是将意识形态从个体体验转化为群体感受,在这种分享仪式中,借助的是人群信任关系,使得意识形态传播获得更大的转发率和认同度,克服传统理性意识形态传播的盲目、低效和指令性。在社交分享仪式中,群体意识参与意识形态的创造过程,通过群体思想合力对意识形态进行再加工。二是集体行动。移动网络空间集体行动的实质就是潜意识中的身份认同建构,参与集体行动的群体无形之中形成价值共识,发出共同声音,尤其是在政治粉丝群体中,对于意识形态的感性表达更充分,甚至可能出现“群体极化”现象。三是自拍影像。在移动网络空间中,主体可以通过自拍影像方式来反映日常生活的意识形态。通过移动终端对意识形态感性形式的传播及时、直观、丰富和生动,改变意识形态人际传播的时空局限和思辨模式,从广泛意义上加速和扩大了意识形态的信息权力影响范围。而且,在个体的感性影像中,深刻地体现出主体的情绪变化和心路历程,在意识形态的心理共振功能中的价值不可替代。

移动网络空间中意识形态话语适应碎片化、随机化、个性化的传播路径,故事段子成为意识形态传播载体。在不同的故事段子中,蕴含着不同的价值取向,反映社会群体的价值诉求。移动网络空间中的故事段子作为感性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有三种。一是象征化。移动网络空间中的故事段子摆脱了理性意识形态的说教手段,主要以潜在的象征形式来表达价值观念。在移动网络传播中,故事段子本身只是表现形式,但是如果其被运用在意识形态表达之中,就成为感性意识形态形式,通过正面肯定或赞扬、反面否定或嘲讽等不同视角的叙述和描绘,成为潜移默化地渗透式传播载体,表达不同主体的价值困惑和价值取向。二是民间化。故事段子与官方意识形态的高度抽象概括相比,更多地以民间大众化的口语表达为主。民间语言的丰富性和普及性大大超过理性语言,从而在移动网络空间传播中有广泛的认知范围,呈现出深层的生活影响力。在故事段子的创作中,主体来源多样,不同主体的学识背景和经历思维反映不同的社会群体诉求,摆脱大而化之的意识形态宣教,契合多重群体意识形态的价值需要。三是娱乐化。在移动网络空间中,故事段子与日常生活的关系紧密,娱乐化表达倾向明显。通过娱乐化的故事段子将现实生活情感进行直观宣泄,达到放松心情、平衡心理、寄托心愿等效果。故事段子的娱乐化表达对于感性意识形态的兴起起到激发作用,将小众的抽象表达转化为大众的形象感染,加速了感性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效应。

移动网络交流主要以移动电子终端为载体,个性化的表情符号迅速流行起来,主要是指通过字符、图标、卡通、漫画、表情、动图、涂鸦、颜文字等传递信息、表达情感、沟通交流的多模态话语。尤其在青年群体中成为移动网络沟通的必要手段,逐渐成为移动网络群体构建身份认同的工具。移动网络表情符号的非语言功能突出,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语言交流中的障碍因素。网络表情符号的表达风格浅显、跳跃、另类、诙谐,修辞手法灵活多样,有对比、夸张、讽刺、戏谑、隐喻、影射等。移动网络表情符号的话语实践彻底解构了现实身份规训下的话语体系,重新建构起移动网络生活的身份场域和交往语境。网络表情符号传播逻辑传递价值意义实质上是进行感性意识形态的话语再造,流行机理符合人际交流中重视非语言沟通信息的习惯。表情符号的多模态话语对于主体视听觉的刺激大大提升,迅速占据主体情感偏向,获得心理认同优势。作为感性意识形态的表情符号既可以维护主流观念,也可以解构价值认同,主要依赖于意指功能发挥作用。在网络表情符号中,经常运用不同的视觉修辞来表达对意识形态观念的情感态度,尤其以日常生活中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为触点,进行调侃、反讽、恶搞、嘲弄、吐槽等,达到宣泄情绪、表达态度和释放压力的需求。在网络政治参与活动中,表情符号的集中运用开始成为常见现象,在Facebook“表情包大战”事件中,图像已经成为当代社会普通公众最重要的话语模态和政治参与形式。而这次表情包大战以其前所未有的形式和规模昭示我们,随着互联网成长起来的青年一代已经拥有了自己的政治行动方式和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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