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最后的棒棒》上映3天,票房只有几十万。之前有评论据此讨论了纪录片的市场困境,说到《二十二》的票房奇迹,并没有在纪录片领域延续。在我看来,对任何领域的事物或者个体,都不能以简单的类别来做判定,比如近年来在网络上广泛流行的地域歧视,就是一个非常粗暴而且反智化的观念。纪录片是一个很大的概念,跟商业片是一样的。在众多的商业片中,不论是哪个类型,都有质量高的,质量低的,有票房成功的,当然也有票房失败的。如果就单纯以纪录片这种类型来定义其比商业片更有文化价值,类似的观念显然是简单粗暴的。即使是再好的工具,再好的产品类型,都不能代表其所有的个体就有天然的品质保障,更不可忽视制作和销售领域中应有的符合客观规律的努力。

今年上映13部,总票房约6亿,不缺情怀,只缺资金,题材趋多样化,希望院线多排片

年初上映的纪录电影《四个春天》曾让7万多豆瓣网友留下8.9的高分,并一度在网上刷屏。但这种热度并没有反映在票房上,该片最终只取得一千万的票房。

符合期待更重要

国产纪录片近年还是口碑好票房差

其实,不只是《四个春天》,很多纪录电影都在经历高口碑、低票房的魔咒。纪录片从电视走进电影院并非那么简单,不仅观众需要适应,创作者也要调整思路。不过,在北影节论坛上,很多业内人士仍很乐观,因为在他们看来,这至少代表着纪录电影正离观众越来越近。

《最后的棒棒》打分很高,但排片率很低,在笔者看的这一场,200人的厅,坐了40多个人,应该说上座率不算太差,说明口碑较好的更加艺术化的电影,是有一定量的观众群愿意买单的。那么能否让更多的观众买单,显然只靠最初的口碑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上映以后影片是否符合观众的期待值。

纪录片是最有效力,也是和现实呼应最快的一个方式。据统计,在2018年冲击年度总票房600亿的大背景下,今年上院线的国产纪录片仅有13部,其中票房最高的是《厉害了,我的国》4.8亿,其余多是几十万票房,这13部纪录片总票房为5.69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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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的棒棒》是以山城重庆的挑夫群体“棒棒军”为题材,影片展示了他们生存的艰难,和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应该说这个题材的选择,是相当有社会责任和文化担当的,而且电影导演何苦亲身加入其中,以一个“实习棒棒”的身份,一起吃苦流汗,这个行为本身非常令人钦佩。但是,对于艺术作品来说,再好的出发点,也需要足够的艺术手段做支撑。总体来说,《最后的棒棒》在拍摄手法上,比较传统,整体格调更像老式的电视纪录片,而不是一部在大银幕上放映而且需要进商业院线的电影。故事的推进过于琐碎,无法令观众产生更深入的思考,几条不同的故事线之间,穿插的不是很清晰,而何苦本人的进入,反而使电影产生了一种“真人秀”的效果,有点出戏。比较不能忍的是开场不久,居然插了一首主题曲类型的“棒棒歌”,感觉相当尴尬。电影展示了几个不同类型的人物,但是相似度比较高,并不能完全体现人物类型的价值,这使得影片的整体故事线比较单薄,紧扣观众心弦的力度不够。

反观近两年一些由已经在电视或网络中获得广大好评和口碑的纪录片改编的纪录电影,《舌尖上的新年》、《我在故宫修文物》以及《生门》,票房却出人意料地不尽如人意。《舌尖上的新年》院线票房194万元,《我在故宫修文物》票房647万元,《生门》的票房仅为157万元。近几年纪录电影确实在题材上也进行了多样化探索:聚焦于社会现实题材的《生门》、《二十二》、《摇摇晃晃的人间》;自然题材的《重返狼群》、《我们诞生在中国》;人文题材的《我在故宫修文物》、《舌尖上的新年》;根据综艺节目衍生出的纪录电影,如《奔跑吧兄弟》《爸爸去哪儿之大电影》等,但这些纪录片在票房表现上依旧不尽如人意。在有好口碑却没有好票房的艰难条件下,国产纪录片应该如何生存并发展?新京报记者专访国内纪录片工作者和院线经理,共同探讨国产纪录片现状。

《四个春天》海报

在我看来,这个片子更应该是一个分集的电视纪录片,或者切分成10分钟以内的短视频效果会更好。把这样缓慢单一的故事拉长到90多分钟,放在大影院,要求观众拿出一个完整时间单元来观赏,是制作方的一厢情愿,而不是“观众不行”。

1 旨在聚集更多观影群体,不求过多商业回报

2017年,纪录片《二十二》以黑马之姿,创下了超过1.7亿的票房。当年,共有三部纪录片电影票房超过3000万。在《中国纪录片发展研究报告2018》中,北京师范大学纪录片中心主任张同道将2017年称之为纪录片发展的“拐点”。

复制成功不现实

国产纪录片对于国内观众来说,仍然是个刚需。纪录片创作跟故事片不一样,因为现在拍摄设备、技术条件都达到了,就无法阻挡创作者完成这个片子文本的可能性。国内每年上院线的故事片大概有500部,基本已经达到了饱和状态,但是纪录片现在每年上院线的在10部左右,还有很大的空间。纪录片这个行业内不管发生多大的地震,都挡不住这种刚需的增长和创作数量的丰富性。比如现在的陈晓卿就专心去做美食类商业纪录片,夹杂一些软植入在里面。

一年之后,纪录片市场又与之前不同。张同道说,据他们统计,2018年国内共上映16部纪录电影,总票房达5.26亿,这也是历年来纪录电影的最高纪录。

现在一说到纪录片的市场范例,必然会提到《二十二》。《二十二》与其他很多纪录片的不同在于,首先它的题材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能够在历史脉络和现实政治的交叉点上被广泛瞩目而且还能有机会拍摄出来的大题材,并不那么容易找到,《二十二》这样的题,以后不能说没有,但是绝对不会很多。题材之外,《二十二》的拍摄和制作手法是很有现代感的,纯素白描,完全的客观观察,不插入过多的导演痕迹,充分满足观者对真实感的需要,《二十二》的节奏比“棒棒”要慢很多,但是在那种肃穆庄严的慢节奏里,观者静静地体会到了时间长河刻印在主人公们身上的沧桑,《二十二》给观众带来的,不是商业片的那种催情的眼泪,而是一种深入心底的哀恸,《二十二》唯一体现出创作者文艺气质的是富有诗情的结尾,对比“棒棒”的那首主题歌,高下立判。

近几年,纪录电影也得到了更多行业人士的重视,越来越多之前的尝试者及项目案例都为之后的创作答疑解惑,从立项拍摄到宣传发行的各个环节给予帮助。一方面,纪录电影在商业院线的表现以及在社交平台上的口碑传播让创作者更有信心,另一方面,纪录电影的创作者往往对大银幕放映有情结,越来越多的纪录片创作者认为,纪录电影的社会价值要通过公映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发挥。被问到为什么纪录电影要选择商业院线上映时,“希望影片能让更多人看到,是回答次数最多的答案。”但很多导演和演员哪怕业内人士,并不指望纪录片能获得多高的票房回报。

然而,在2018年,《二十二》的奇迹并没有复制。在北影节纪录单元入围的作品中,《大三儿》《生活万岁》《最后的棒棒》等票房成绩都不佳,最好的才有400多万。

《二十二》的商业成功,其上映前的推广一直是被业内称道的,有别于商业大片的全方位狂轰滥炸,它采用了网络模式的推广,以一场名人明星的微博传播,开启了对影片的关注度。但是,同样的模式,未必适合其他的影片。类似于“棒棒”这样的题材,在重庆周边,可能具有很高的关注度,但是放到全国,显然不如慰安妇题材更能得到人们的共鸣。所以,如果觉得随便一个纪录片,哪怕是付出了再多心血的作品,就可以复制《二十二》的成功,显然是不现实的。

2 种类越来越多元化,创作环境越来越轻松

《二十二》的异军突起,让很多人都心潮澎湃。然而,良友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徐秋丽认为,这并不能寻找到规律,因为很多都在赔钱。在她看来,纪录电影是没有市场规律可寻的。张同道也说,纪录片基本没规律,通常都是觉得没希望的时候,爆一个冷门。

先行探索总最难

总结今年的纪录片上映情况,电影市场专家蒋勇表示,纪录电影不仅创作数量明显增长,题材内容与摄制形式更为丰富,并在网络传播上得到了各大社交平台的青睐,纪录电影在新媒体环境发展中的受众基础和潜在需求进一步展现。近年来国产纪录电影摆脱了“主旋律OR明星宣传”的模式,用多样化视角呈现出对社会现实的关怀,《生门》、《重返狼群》、《二十二》《最后的棒棒》等分别从医患关系与生命教育、人与自然关系,到人生态度与人文关怀,展现了纪录片题材的更多视角。曾多次参与纪录片创作的导演李牧宇向记者表示,如今纪录片的创作环境总体来说比较宽松,自然科技、人文历史、民族文化等问题都不大,如果创作题材和相关机构的要求相契合,还能在立项和资金上获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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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种重要的文化体裁,我们的电影市场无疑是需要纪录片的,但是我们不能只奢谈纪录片的社会责任,既然院线是市场化的,就不能要求观众来做不合理的奉献。要做好纪录片市场化这个事,还要靠扎扎实实的工作。在这其中,我们电影业的纪录片创作者,首先要端正一个心态,纪录片肯定是一个小众类型,不能指望着拍一个纪录片就成名成家,挣多少个亿,只有真正喜欢,真正愿意为其付出,才可以从事这样一个实际上非常辛苦,付出与得到不相符的事业,口碑应该就是创作者得到的最大的“利”;其次,要更好地改变观念,在艺术手法上不断创新,现在视频领域的纪录片制作非常活跃,人文、生活、历史类型的纪录片层出不穷,很多片子制作精良,艺术感十足。这种艺术感并不仅仅局限于光影之类的专业手段,其中反映出的生活态度,内容格调,都有很多想法,甚至一些很小的细节上花费的心思,都常常令人拍案叫绝。对比下来,大电影上的纪录片,应该比小屏幕的纪录片更讲究,才能吸引观众来专场观看;第三,纪录片从立项到最后的营销,需要由更多专业化的机构和团队来加入,《我们诞生在中国》是一个业内和观众都很认可的片子,虽然它还算不上票房奇迹,但是其合理的票房收入足以保证项目的正常运转,这个片子的专业程度,显然我们现在还达不到。纪录片在创作中,要做到艺术性和观众的接受程度之间的平衡,在商业投入中,要做到不同成本不同难易程度之间的平衡,用针对不同观众人群的多项目长线投资,来摊薄投资风险等等,都是需要不断摸索投入的。在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棒棒”这样从商业上算是不成功的探索。

所以,无论是从创作的可能性还是观众的诉求,还是目前国内的创作环境,国产纪录片不管怎样它都要成长。北京电影学院副教授、纪录片研究者孙红云表示,“就看它是野蛮生长,还是被规训了生长,还是丰富多样地生长。”

《二十二》海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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