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万想不到的是,我们这个稿子在十二月四日林

  主席用英语作了回答,说原来用Counter-revolutionaryLine(反革命路线),后来改成Anti-revolutionaryLine(反对革命路线),最后还是用ReactionaryLine(反动路线)好。

“祝全国的全面的阶级斗争取得胜利!”

  后一个《规定》中要求:“县以下各级的文化大革命,仍按原‘四清’的部署结合进行,依靠本单位的革命群众和广大干部把革命搞好。北京和外地的学生、红卫兵,除省、地委另有布置外,均不到县以下各级机关和社、队去串连,不参加县以下各级的辩论,县以下各级干部和公社社员,也不要外出串连。”“秋收大忙时,应集中力量搞好秋收秋种和秋购,‘四清’运动可以暂时停下来。”

  “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口号声在全中国响起,刘、邓面临着被彻底打倒的危机。

“主席,我受叶剑英的委托,给你送这个防弹服。”

  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同一位波兰来访者谈话,论述了他对整个局势发展的新判断。他强调中国面对的不是个别人的问题,而是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一场大斗争,是事关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前途命运的全局性的大事,现在需要从学校、机关进一步扩展到广大城乡,形成整个的阶级斗争。他说:

  不过,姚文元的大字报,并未说得非常明确。

“人民解放军不能乱,一定要有秩序。”“今天,陈老总在体育场给你们泼冷水。泼冷水有什么不好,有时热过了头,泼冷水擦一擦有好处。”

  是资产阶级在党内的市场。这些代表人物顽强地坚持资

  陶铸看了讲话稿,觉得“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用词太凶,容易把执行“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的人等同于“反革命”,扩大打击面,向毛泽东建议加一个“对”字,变成“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毛泽东同意了。

“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1967年,将是无产阶级联合其他革命群众,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的一年。1967年,将是更加深入地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清除它的影响的一年。1967年,将是一斗、二批、三改取得决定性的胜利的一年。”

  对各地各级党政机关领导人中相当大的一个多数,毛泽东已经明显地失去耐心,认为他们利用领导者的身份,玩弄两面派的手法,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努力保存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旧框框,提倡无条件服从,挑动群众斗群众,阻挠社会主义革命的深入。同他们商量,已不再能妥善地解决问题。不排除这个障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便不能进行到底。他认为,最近已出现新的局面,广大工农兵起来了,主力是工人。一切企图阻挡这股历史潮流的人都要被冲走。

  总理又找了关锋,关锋向他解释了半小时。总理说关锋同他主要讲了民主革命时期同社会主义革命时期对于路线的提法应当不同。

“一大群人挂着马列主义的招牌,现在成为资产阶级分子,在中国也是这样。有一群人,我们看到了,他们是国内的修正主义。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就要变了,到那时候就晚了。过去作了一些,只是修修补补,没有当作整个阶级斗争去做。

  “单反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是不够的,还要反我们

  ※        ※         ※

“就算我们过去有错误,现在也轮不到这样来对待我们呀。这样对待我们,还不是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吗?”

  “我考虑发动群众。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给群众,让

  “炮打司令部,指的是什么呢?就是用马列主义的炮打,毛泽东思想的炮打,打掉司令部里的一切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反动路线。”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叫他悬崖勒马,如果再搞两面派,他们就是同走资派同流合污,或者他们就是走资派。一个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一个要保存资本主义的秩序,老框框、老组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的继续。”

  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出,军委、总政《规定》的下发,林彪、陈伯达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给已经闹得天翻地覆的红卫兵运动又添了一把火,火烧得更旺了。

  据王力回忆,周恩来当时不在场,不知道。周恩来曾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词,向毛泽东提出异议。王力回忆说:

还必须说明的是,在毛泽东8次接见红卫兵的过程中,从第3次到最后一次,一直都是周恩来亲自动员、组织、安排的,他还几次动员北京市民家家户户接待外地进京的革命小将,为此倾注了很大的精力。

  四)或后天(十五)上午十时或下午五时在天安门开七

  总理是很明确地表示不同意“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他找了主席。事后他对我说,他是向主席这样提出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合适吗?党内历来提路线问题都是提左倾、右倾,没有反动路线这个提法,这样提合适吗?”

“我的认识过程是这样的:几年前,由于生病,医生建议要我过文化生活,恢复听觉视觉的功能。这样我比较系统地接触了一部分文学艺术。首先我感到,为什么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舞台上,又有鬼戏呢?然后,我感到很奇怪,京剧反映现实从来是不敏感的,但是,却出现了《海瑞罢官》、《李慧娘》等这样严重的反动政治倾向的戏,还有美其名曰‘挖掘传统’,搞了很多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东西。在整个文艺界,大谈大演‘名’、‘洋’、‘古’,充满了厚古薄今、崇洋非中、厚死薄生的一片污浊的空气。我开始感觉到:我们的文学艺术不能适应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那它就必然要破坏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这个阶段,我只想争取到批评的权力,但是很难。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有鬼无害’论的文章,是在上海柯庆施同志的支持下,由他组织人写的。”

太阳集团城官方app,  就是对抗和破坏十六条。在这种情况下,怎么能够正确

  对刘、邓发起总攻击的号令,是在1966年10月1日通过林彪之口发出的。

据曹轶欧回忆说:“我亲自听康生对我说过:‘江青这个人太骄傲,但是毛主席对她很信任,是想培养她的。毛主席有意识地在文化大革命中树立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威信。文化大革命的每次关键时刻,都让姚文元发表一篇经他修改的署名文章。这可不是一般的文章,是代表党中央声音的东西。这就是让他们在全党范围造成影响。你别小看了这些人呀。’”

  毛泽东心目中,面对的是那样一场“胜负还未定”的严峻的“整个阶级斗争”,弄得不好“中国的颜色就会变了”。在他看来,那是比什么都更重要而紧迫的问题。这样,他就越来越觉得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同他的思想距离太大了,依靠原有的体制,根本无法实现他发动这场“大革命”的意图和部署,而光靠十月中央工作会议那样对他们“做政治思想工作”看来已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就怕红卫兵”,于是就决心采取更加激烈的手段,把运动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局面。“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遇到的几乎都是以往没有遇到过的新问题,毛泽东经常说的两句话是“不一定”和“还要看”。②(②访问王力谈话记录,1983年7月29日。)他下这样的决心,是经历了一个反复思考的过程才定下来的。不幸的是,这种决心是建立在对客观形势作出错误估计的基础上的。

  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毛泽东检阅红卫兵的时刻终于到了,河南代表团的红卫兵们有幸作为第一纵队,欢呼着由东向西挺进,来到金水桥边,仰视着站在城楼上的毛泽东主席。只见他老人家身着绿军装,神采奕奕,满面红光,微笑着向广场上的人们挥手致意。林彪站在他的身边,手举《毛主席语录》,来回舞动着。周恩来站在毛泽东的另一边,满面笑容。江青在城楼上不停地走动,她从这一端走到那一端,又从那一端走到这一端,显得非常兴奋。刘少奇则面无表情地站在后排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中间。

  二十四日晚,毛泽东听取工作会议情况的汇报时作了不少插话,力图对各地、各部门的领导干部做点“政治思想工作”,解除他们的顾虑,推动他们以积极态度投身到“文化大革命”中去。这是毛泽东召开此次中央工作会议的主要目的所在。他说:“这次会议是我提议要召集的。时间这么短,是否讲得通?可能比上次好。我没有料到聂元梓一张大字报,一个红卫兵,一个全国大串连,搞成这么大的事。”当东北负责人谈到他们向群众检查自己犯严重错误仍不能得到通过时,毛泽东说:“反党反社会主义决不能承认,承认了还能工作吗?”他又向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说:“你们回去要振作精神,好好搞一下,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把中央局、省、市委都打倒,让他们学生来接班,行吗?不知工农业,只读一点书,行吗?”他又讲到刘少奇、邓小平的问题,说:“把刘、邓的大字报贴到街上不好,要准人家革命,不要不准人家革命,叫学生们把鲁迅的《阿Q正传》看一看。”“对少奇同志不能一笔抹煞。”“刘、邓二人是搞公开的,不搞秘密的。”“刘、邓要准许革命,准许改。说我和稀泥,我就是和稀泥。”康生插话说:八大报告中有阶级斗争熄灭论。毛泽东说:“报告我们都看了的,大会通过的,不能单要他们两人负责。”最后,他叮嘱与会人员:“万万不能承认反党反社会主义。”“回去要把精神振作起来,没有哪个想打倒你!”②(②毛泽东在中央工作会议汇报会上的插话记录,1966年10月24日。)

  往常,林彪在各种会议上发表讲话,只是事先让秘书“拉条子”———写提纲,准备材料,他喜欢随口而说,甚至把提纲撂在一边。可是,在如此庄重盛大的场合,林彪只能“照本宣科”,按照“秀才”们为他拟好的讲稿照念。

张春桥回到北京后,在14日下午的会议上,向毛泽东汇报了处理安亭事件的情况。陶铸说:

  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红旗》社论就

  “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显然也就是“刘少奇路线”的代名词。

“我1927年参军,当解放军39年了,还没有见过解放军打解放军。”“在斗争中,我不赞成逐步升级。不是口号提得越高越好。”“作为路线斗争,要有限制,有多大错误,做多大估计,不要一味扩大。”

  毛泽东这时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他一再说干部中好的和比较好的是大多数,在“十六条”中也明白地写上了这一点;但是,既然要在“文化大革命”中搞得“天下大乱”,就必须放手支持红卫兵的“革命造反”行动,而对红卫兵行动中那些过火以至不法行为不加限制,便无法做到正确地对待广大干部。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凭主观空想干革命,就要犯错误。我的讲话,是有意得罪人的,整天讲伟大,伟大,这有什么好处?这不好。现在的斗争,我非常担心,每个部队都在斗他们的首长,抓住一句话就斗,就批,我很担心。这样下去,文化大革命搞不好。一讲黑帮,所有的干部都是黑帮。一讲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所有的干部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讲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所有的都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样打击面太宽,太大。以前我们就犯过这样的错误。”

八届十一中全会,把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用中共中央《决定》的形式确定下来,在组织上也作了重大调整。毛泽东接着考虑的是:怎样采取果断有力的行动,更大规模地发动群众,形成席卷全国的风暴,猛烈地冲击一切在他看来可能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东西,开创一个新的局面。

  社论刚刚发表,十月六日,以蒯大富为“司令”的“首都红卫兵第三司令部”便召集十万人,举行“全国在京革命师生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誓师大会”。本来,派不派工作组,充其量不过是个工作方法问题。自从成为“路线”———这“路线”不仅是“资产阶级”的,而且还是“反动”的,一下子便把刘、邓的“错误”升级了。

“你们要政治挂帅,到群众里面去,和群众在一起,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搞得更好。”

  报、红卫兵一冲,你们不注意也不行。拿同志们的话来

  自从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江青便作了“注释”。她说:“北京有两个司令部,一个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司令部,一个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

有人马上将这话报告给毛泽东,毛泽东“哼”了一声说:

  织、老规矩。一个要革、一个要保,就是两条路线斗争

  这一回,林彪的讲话稿,是由陈伯达和张春桥一起捉刀的。

此后,刘涛就写出了长篇大字报揭发刘少奇,其中说到刘少奇在和王前结婚时“瞒了10岁”,还说他“截留党费,买了金鞋拔、金带子”。这张女儿揭发父亲的大字报,一时震动了清华大学,震动了北京,震动了全国。

  运动中出现的这些极端行动,同毛泽东的初衷并不相符。《人民日报》不久发表的社论《用文斗,不用武斗》中,一开始就提出:“毛泽东同志反复地告诉我们,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又说,实现这一场大革命,要用文斗,不用武斗。”①(①1966年9月5日《人民日报》。)显然是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但从总体来说,毛泽东仍认为红卫兵行动的主流是好的,认为他们的激烈行动对破除旧思想和旧秩序、打开一个新局面是需要的,出现某些偏差并不奇怪,有问题也只能适当引导或到以后再解决,决不能对他们泼冷水,更不能进行“压制”和“打击”。

  在林彪讲话的第三天———十月三日,《红旗》杂志第十三期的社论《在毛泽东思想的大路上前进》发表了。这篇社论由王力、关锋执笔,“中央文革”讨论,江青、康生、张春桥审稿,陈伯达定稿,标题是陈伯达亲自拟的。据王力回忆,社论初稿中用的是“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为此,社论推迟到十月三日晚上才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十月四日见报。这篇社论向全国发出了新的动员令:“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必须彻底批判”。

为党为民,藐视敌手,豪气干云似旧时。

  没有设想到的事情来了。来了就来了。这一冲,我看有

  关锋又对江青的话,作了“发挥”:“无产阶级的司令部就是毛主席的司令部。资产阶级的司令部是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的司令部。”不言而喻,关锋所说的“某几个中央领导同志”,指的便是刘少奇、邓小平。

11月8日,毛泽东在中南海颐年堂会见以黎笋为团长的越南劳动党代表团,参加会见有林彪和周恩来。黎笋在谈话中说,感谢毛主席和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对越南抗美救国战争所给予的巨大援助。毛泽东重申,中国将继续支持和援助越南人民,直到取得最后胜利。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执

  自从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之后,毛泽东一次又一次接见红卫兵。天安门广场成了“红海洋”。每一次接见,毛泽东穿着一身军装,只在天安门城楼上“挥动巨手”,没有发表讲话。他已被封为“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一开口便成了“最高指示”。所以,他在公开场合,只由紧紧站在他的身边的那位弱不经风的“副统帅”林彪,用尖利的嗓音发表一次次的讲话。林彪的讲话,在那时成为全国人民的“学习文件”。

“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问题,决不仅仅是什么50天的问题,而是10年、20年来始终没有好好地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的问题。工交战线上长期以来就是在受你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影响,整个问题要大得多,错误也严重得多。你不检讨,叫谁来检讨?”

  下!’”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

  经过“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献策,毛泽东批准,“彻底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根据毛泽东十月一日晚的意见,改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一新口号,作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战略部署”提出来了。

12月26日,中国第1颗地对地中程导弹发射试验,获得了完全的成功。

  知’,可是,并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我看,还是大字

  随着反工作组的斗争逐步深入,一次又一次提到了“两个司令部”的斗争,即“无产阶级司令部”与“资产阶级司令部”。

斯特朗在天安门城楼上俯视着狂热的红卫兵们向毛泽东、林彪挥舞红色《毛主席语录》。她一边看一边数着把受伤者运走的救护车,当数到第18辆时,她说:

  子。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在中国的希望,就是

  “两条路线斗争”也由“秀才”们提出来了。“两条路线”中的一条,早已见诸于报刊,即“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那么,与之对立的叫什么路线呢?

“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很好!巨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轰轰烈烈,一天比一天深入。在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指引下,我国广大革命群众,创造了无产阶级专政下发展大民主的新经验。这种大民主,就是党无所畏惧地让广大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大串联的形式,批评和监督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机关和各级领导人。同时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充分实现人民民主权利。……这种大民主,是毛泽东思想同广大群众相结合的新形式,是群众自己教育自己的新形式。”

  毛泽东在整整六个多小时内,一直坚持在场。当检阅游行队伍时,他高兴地说:“这个运动规模很大,确实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对全国人民的思想革命化有很大的意义。”②(②1966年8月19日《人民日报》。)

  据关锋对笔者说,是他提议改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得到毛泽东的同意。他是从毛泽东的《炮打司令部》一文中,把那句“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加以演绎,理所当然被毛泽东所采用。

12月15日,在1966年9月间成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在北京首次喊出了“打倒刘少奇”、“打倒邓小平”的口号。

  从许多问题看来,这个北京就没有办法实行解决,

  在天安门城楼上,当林彪发表讲话时,他站在毛泽东的右边,而毛泽东的左边站着刘少奇。据云,这是周恩来煞费苦心排定的位置。因为刘少奇是国家主席,而十月一日是国庆节,怎能把刘少奇挤到不醒目的地位?可是,把刘少奇安排在毛泽东身边,势必会引起“中央文革”的激烈反对。周恩来把宋庆龄、董必武安排在刘少奇旁边,宋庆龄、董必武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这么一来,“中央文革”挑不出毛病,毛泽东、林彪也同意了。

这一段时间,刘少奇还多次对人说:

  彪讲话和《红旗》社论中表达出来。林彪讲话主要起草

  总理知道这是主席的主张,就说:“我懂了。”

“真理就是真理,跨过真理一步,就变成了谬误。”

  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衷主义。”②(②《红旗》杂

  经林彪在天安门城楼上念了这个“新名词”之后,当天晚上,当毛泽东和他的“司令部”在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敞篷车去看焰火时,张春桥向毛泽东提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在语法上不通,念起来也拗口。”毛泽东答道:“以后就提‘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

“涛涛,丁丁,你们知道你们的生母是谁吗?”

  席同意了,(林彪)在天安门上也讲了。当天晚上在

  总理以后就照着主席的口径讲了,实际上总理是保留自己的不同意见的。在当时那种情况下,总理把主席、关锋驳掉是不可能的。

12月15日,在林彪主持下,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指示中写道:

  通’,建议还要改回来。主席说:‘不要改回来了,以后

  林彪所念的讲话稿,激烈地攻击着站在毛泽东另一侧的刘少奇。林彪说:“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

“中央那一两个提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至今仍不投降。你们革命小将应该联合起来,发扬彻底革命精神,痛打落水狗,把他们搞臭,不要半途而废。”

  极少数人采取新的形式欺骗群众,对抗十六条,顽固地

  姚文元在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写了一张题为《永远跟着毛主席前进》的大字报,提到了路线问题:

“我虽然结过5次婚,但每次都是正大光明地正式结婚的。迄今为止,我没有淫乱的男女关系。另外,我也根本没有对王前隐瞒年龄。把党费留下来买金带子是根据党的规定做的。当时,党有一个规定,党在白区工作的重要领导人,必须在身边保留某种值钱的东西,以便在突发事件出现后,贿赂敌人。金带子已被王前拿去了。金鞋拔则是毫无根据的捏造。至于吃小亏占大便宜的说法,那是随便地把片言只语拼凑起来的东西,牵强附会,根本不符合原意。”

  “来一个放任自流”,“全国的省委、大市委、中等市委,要垮一批。”这显示出毛泽东对发动“文化大革命”已下了何等大的决心。他认为,这些并没有什么了不起,最终都可以得到控制。但后来的事实证明,一旦采取自由放任的态度,社会上原有的错综复杂的矛盾便会在种种漂亮口号掩盖下来一个集中的大爆发,一些大大小小的野心分子更会乘此活跃起来,为所欲为,就像一旦打开潘多拉盒子那样失去控制。它所造成的恶果远远超出毛泽东原来的预料,反映出他那些想法多么严重地脱离了实际。

  按照“对偶”的原则,陈伯达拟出了“新名词”,即“资产阶级反革命路线”。

1月3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及首都各大报刊登了姚文元撰写的题目为《评反革命两面派周扬》的文章。这篇文章在元旦前后写出后,姚文元送给毛泽东审阅。毛泽东在反复审读这篇文章时,作了部分修改,并加写了一段重要的文字。

  吃饭时,毛泽东举杯祝酒,说:祝全国全面的阶级斗争!

  “要不要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是能不能贯彻文化革命的十六条,能不能正确进行广泛的斗批改的关键。在这里,不能采取折中主义。”

于是,“首都红卫兵第3司令部”便到处张贴大字报,呼喊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口号。

  1月版,第27、28页。)

  1966年10月1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七周年大会,照例由林彪发表主旨演说。

“8小时工作以外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讨论生产问题以外,都由群众自己商量安排,进行文化大革命。”“工人群众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建立革命组织的权利。”“可以在业余时间,在本市革命串联,交流文化革命经验。”“学生可以有计划地到厂矿,在工人业余时间进行革命串联。”“工人也可以派代表到本市学校进行革命串联。”

  “北京的问题,到现在可以说基本上解决了。”

  为了提出这么个新的代名词,陈伯达和“中央文革”的“秀才”们煞费苦心。

原来,刘涛和弟弟刘允真是刘少奇和他的第3任妻子王前所生,他们是刘少奇的第4、第5个孩子。江青说明了原委,叫他们去见生母王前。果然,刘涛和弟弟去见到了自己的生母王前。

  性、坚定性和彻底性。主席的这个认识要在国庆节的林

  在为林彪起草国庆讲话稿时,陈伯达把一“新名词”写入了讲话稿,毛泽东、林彪在讲话稿上画了个圈,表示讲话稿可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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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五日下午,病后初愈的毛泽东还是赶到天安门广场,接见了来自各地的上百万师生和红卫兵。到这年十一月下旬止,毛泽东共八次接见北京和来京串连的红卫兵总共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尽管毛泽东多次要求降低对他个人颂扬的调子,并且在七月间就对中央宣传部负责人批示“以后请注意不要用‘最高最活’,‘顶峰’,‘最高指示’一类的语言”,①(①毛泽东在陶铸送审的新华社电讯稿上的批语,手稿,1966年7月25日。)而在事实上,个人崇拜的浪潮正在迅速泛滥,达到狂热程度。八月三十一日,林彪在接见外地来京革命师生大会上的讲话中,称毛泽东为“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大量毛泽东的著作、语录、画像、像章等遍布城乡各个角落。赞颂毛泽东的歌曲,包括“毛主席语录”歌,流行大江南北。

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元旦社论,社论的基本精神来自于毛泽东1966年12月26日与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等人的谈话内容。社论中写道:

  说我们太过分了。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不赞

几乎是与此同时,江青找到在清华大学的刘涛和她的弟弟刘允真姐弟俩,为了让他们揭发刘少奇,就叫着他们的小名问道:

  你们的,我看红卫兵也不一定要打倒你们。”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月革命的策源地不行了。苏联的教训说明,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能不能保持住政权,能不能防止资本主义复辟,这是新的中心课题。问题出在党内,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阶级斗争没有完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同资产阶级、特别是小资产阶级在党内代理人的全面较量。这种较量从夺取政权开始就存在。”

  弄得清楚,不可能,总有一些人不那么清楚,思想不

张春桥到上海后,在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们进行了座谈,他了解了工人们的要求和上海工人们在一个布店里“借”了一批红布做造反队袖章的情况,马上表态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最后,张春桥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就这样,“安亭事件”顺利解决了。

  问吴旭君谈话记录,2002年1月18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和将要走的道路,触动到整个中国革命的历史。这是人类从未经历过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当前是一片大好形势,但斗争的道路是曲折的。会有反复,会有起伏,会出现各种假象,会遇到反动势力的反扑和软化,要准备再打若干个回合。”

  “社会主义革命发展到新的阶段,苏联复辟了,十

“我不怕累,我就是要想让更多的孩子见到我,让他们知道我对他们的希望。将来,我不在了,有人要搞修正主义,就是现在在广场上见到我的孩子当中,会有人记着我对他们的希望,记着我说的要反对修正主义,要敢于实行对修正主义造反有理。我多见一群孩子,多站一会儿,就多一份希望,这是很有意义的。我有这样的经验,当年,搞国共合作,开代表大会,我到会了,见到了孙中山先生。孙先生对我很器重,让我担负了重要的工作,还让我在大会上作报告,而那时我很年轻。孙先生这样器重我,我一辈子都没有忘记。孙先生不在了,但他讲的‘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我时时刻刻记在心里,记了一辈子,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我今天见见孩子们,也是希望他们记着要继续革命,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这是一件大事。”

  通。”

原来,以这些高干子弟为首的“联动”组织,在1966年底提出了“毛泽东老人家让位”的口号,并且在12月份至1967年1月初,肆无忌惮地6冲公安部。还有北航的“八一纵队”、“霹雳兵团”、“梅花”、“四野”等几个组织也写出了“四问、四致中央文革”的传单和大字报。另外,在“联动”的指使下,“四野”于1966年12月16日,广播了反对中央文革小组的传单:“一论向新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猛烈开火”。

  场,还有大批干部世界观没有改造或没有改造好,这就

后来,刘少奇就此事解释说:

  十一月十七日至二十一日,在北京召开部分省、市和国务院有关部门主管工业的负责人会议(通常称为工交座谈会),讨论陈伯达主持起草的关于工矿企业如何开展文化大革命运动的文件稿。与会者不赞成其中提出的允许工厂成立派别组织、允许学生到工厂串连等内容,起草了一个修改稿,明确写上“十七年来,工交战线基本上是执行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并且增加了以下内容:工业化大生产具有连续性和社会协作性,不能停产闹革命,只能有步骤地分期分批地搞;工人参加文革活动,只能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八小时工作制不能侵犯;学生不能到工厂去串连。陈伯达看到这个修改稿后大为不满,在二十一日把谷牧、余秋里找去,讥讽地说:“反正我们写文章的,无权无势,小小老百姓,谁也瞧不起。过去邓小平瞧不起,现在你们也瞧不起,你们有本事啊!把我们的稿子改得体无完肤了,有本事你们自己写一个嘛!”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

11月29日,陈毅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召开的群众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地进行斗批改呢?”

“学习毛主席着作,要在用字上狠下功夫,不要当圣经念。”

  起来,指责《汇报提纲》没有同他商量,发这个提纲是

“农村文化大革命,也要采用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实行大民主。在队与队之间,社与社之间,可以利用生产的空余时间,进行串联。还可以组织一批革命学生下乡串联。”

  设想到搞这场文化大革命。现在学生不是冲得厉害吗,

11月24日,中共中央复电中共西北局关于红卫兵追查刘澜涛出狱问题的请示报告,电文中写道:

  通运输,或者做一些别的政治工作、行政工作,就没有

晚上,斯特朗再次来到天安门城楼观看焰火,她见到了毛泽东,请毛泽东在她的《毛主席语录》本上签名,还关心地问毛泽东说:

  进入一九六六年最后两个月,另一个重要问题又被突出地提了出来。这就是“文化大革命”是否仍应着重在大中城市的文化教育单位和党政领导机关进行,还是要进一步扩展到更加广阔的工农业领域中去。

“农村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重点,是整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没有改造好的地富反坏右分子。”“把四清运动纳入文化大革命中去。”

  “安亭事件”发生后,毛泽东最初没有管。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常委扩大会议,根据中央原来确定的原则,要陈伯达电告华东局和上海市委:不向“工总司”妥协让步,同时做好受蒙蔽、被裹胁工人的劝解工作。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张春桥被派前往上海处理这个事件。张春桥到上海后,不顾中央确定的原则,也不同华东局、上海市委商量,擅自发表支持“工总司”的言论,说:上海工人起来了,这是好事,是中央所希望的;上海工矿企业的文化大革命可能走在全国的前面;“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可以存在下去。①(①张春桥在上海文化广场同工人代表座谈纪要,1966年11月13日。)他还在“工总司”的要求上签了字。张春桥的这个行动立刻得到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领袖的声音和百万红卫兵的欢呼声交织在一起,这一首震撼人心的交响乐,在天安门广场上空久久地回响着,回想着……

  (人民大会堂)北京厅集合准备乘车看烟火时,张春桥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它触动到人们根本

  续过去的错误路线,重复压制群众的错误,继续挑动学

毛泽东在文章中加写了一段文字,是这样写的:

  先从学校的学生和机关的干部作起,再到工厂、农

原来在11月6日,以上海国棉十七厂王洪文为首的上海11个工厂的造反派组织负责人,在首都红卫兵驻上海联络站筹建“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11月9日,“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成立大会在文化广场召开,大约有10余万工人参加了大会。此后,上海市委对“工总司”不予承认。“工总司”认为这是上海市委故意“压制革命造反”。于是,王洪文等人在10月10日凌晨率领2000多名工人,在上海北站登上火车,赴京请愿。列车行至安亭车站后被铁路局下令停下。这天下午,请愿工人们在被困的卸货场上卧轨拦车,致使沪宁交通中断了近31个小时。这就是着名的上海“安亭事件”。

  工交财贸系统的文化大革命不好好地闹一闹,变修了,

是日晚,毛泽东把江青、陈伯达、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约到中南海游泳池谈话。他说:

  ‘突然袭击’。当我正在考虑对这一无理指责如何回答

11月9日,是毛泽东第7次接见红卫兵的前一天,不少人对周恩来安排的场面有些担心,叶剑英也提出了安全问题。他说,要给毛泽东搞一套防弹服穿上。汪东兴表示反对。叶剑英还是坚持弄来了一套防弹服。汪东兴只好把它送到毛泽东的住地游泳池,他说:

  “为什么两个月以后,现在又来开这次工作会议呢?

“请向南开大学卫东红卫兵和西安炮打司令部战斗队同学说明,他们揭发的刘澜涛同志出狱的问题,中央是知道的。如果他们有新的材料,可派代表送来中央查处,不要在大会上公布和追查。”

  他们说,工业系统的问题,比文教系统还要严重;如果

“我用了一个来月的时间,观察形势,分析形势。”“主席是那样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是那样相信群众,是那样爱护群众,我觉得自己学习很不够。”“我就叫做紧跟一头,那就是毛泽东思想。紧追另一头,那就是革命小将的勇敢精神,革命造反精神。跟和追,不是经常能够合拍的,是时而追上时而落后于形势。因此,我有什么缺点错误,希望同志们、朋友们、红卫兵小将们批评我,写信也可以,写大字报也可以。凡是我错的,我都改。凡是我对的,那我当然要坚持。”

  生斗争学生,不解放过去受打击的革命群众,等等,那

毛泽东摆摆手,意思是赶快拿走。他说:

  新华社对这天大会的报道,还透露了一个重要信息:对参加大会的中央领导人,按照八届十一中全会调整后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名单次序,把刘少奇列在第八位。这在十一中全会公报中没有宣布。这件事自然在社会上引起很大震动。

12月12日下午,北京市革命造反派和红卫兵在工人体育场举行“誓死保卫毛主席,斗争彭、陆、罗、杨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誓师大会”。吴德在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

  余秋里、谷牧向周恩来、陶铸、李富春等作了汇报。二十二日,周恩来、李富春向毛泽东报告。毛泽东讲了几点意见:“(一)工矿企业还是要分期分批进行文革;(二)八小时生产不能侵犯,工人只能在业余时间闹革命;(三)文件提出后,让谷牧带个班子到上海、天津、沈阳听取各派工人的意见,继续进行修改,争取十二月份发出。”②(②《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26、27、46页。)毛泽东虽已决心在工矿企业也要开展“文化大革命”,但仍想把它限制在业余时间内进行。可是,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中,一旦让“文化大革命”进人工矿企业,就决不是用“业余时间”所能限制得住。跨出了这一步,工矿企业的生产秩序就稳定不住了。

“人民万岁!”,“毛主席万岁,万万岁!”

  了这么多年,光讲光荣,成绩伟大,不许人家讲缺点,

的最伟大的革命变革,它将锻炼出整整一代坚强的共产主义者。”

  “现在,对这些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人要

12月26日这一天,是毛泽东73周岁生日。

  彪主持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汇报后,遭到了林彪、

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这一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是党的败类,国家的败类,人民的败类。他们勾结在一起,阴谋篡党、篡军、篡政,实行反革命政变,复辟资本主义。我们同他们的斗争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把这一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揪出来,把他们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罪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这是我国无产阶级专政历史上的一件大好事,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前一个《通知》中指出:“工业(包括国防工业)、农业、交通、财贸部门,应当立即加强或组成各级指挥机构,保证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市场、收购等工作的正常进行,保证革命、生产双胜利。”“生产企业、基本建设单位、科学研究、设计和商业、服务行业的职工,都应当坚守岗位。外出串连的职工和科研设计人员,应当迅速返回原工作岗位,积极参加本单位的革命和生产。学校的红卫兵和革命学生不要进入那些工矿企业、科学研究、设计事业单位去串连,干预他们的部署,以免影响生产、建设、科学研究、设计工作的进行。如对该单位有意见,可送大字报去。”

12月18日,张春桥在中南海约见清华大学“井冈山”红卫兵头头蒯大富,他说:

  诉他们将来的子孙后代,一代一代传下去,也可能使杜

“在坚持文艺革命的方针,同反动派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屈不挠地进行斗争的同志中,江青同志是有特殊贡献的。”

  “十一中全会以前,我处在第二线,不主持日常工

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在讲话中,首先赞扬了文艺革命所取得的辉煌成功,他还说:

  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战胜资产阶级反动路

看着亲切而又慈祥的伟大领袖毛泽东,人们不由得停下了脚步,谁也不想再往前走了,跳着,欢呼着,泪水不由自主地往下流淌。突然,毛泽东将右手一挥,高喊了一声:“人民万岁!”老人家的呼声,像一道召集令,前边已经走过去的队伍又折转了回来,后边的队伍也拥了上去。

  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极力采取挑动群众斗群众的形

此前,河南省南阳地区的红卫兵代表团1000多人,分乘几十辆插满红旗的大卡车,一路笑声一路歌,奔赴许昌火车站,在那里上了火车,向着北京飞驰,到了丰台火车站又换乘大卡车,不久便欢天喜地地进入了首都北京。当他们路过长安大街首次望见巍峨的天安门城楼时,东方天际已经呈现出了一抹红霞。煤炭科学研究院招待所热情地接待了毛泽东的这一批客人,这些出身于农村和小城镇的红卫兵小将们,感到了无比的荣幸和温暖。

  来、陶铸的信,手稿,1966年9月13日。)

的政治立场,触动到人们世界观的最深处,触动到每个人走过的道路

  志处理得不那么好。现在,这个一线、二线的制度已经

王光美也曾经对人说:

  周恩来对协助他抓经济工作的余秋里、谷牧谈到自己心中的忧虑:“你们可得帮我把住经济工作这个关啊!经济工作不乱,局面还能维持。经济基础一乱,局面就没法收拾了。所以,经济工作一定要紧紧抓住,生产绝不能停。生产停了,国家怎么办?不种田了,没有粮食吃,人民怎么能活下去?还能闹什么革命?”①(①《我们的周总理》,中央文献出版社1990年1月版,第43页。)

“毛主席对少奇同志的检查还是很满意的,是经过了主席批准和审查的,少奇一天到晚辛辛苦苦,一心一意地想把工作干好,却犯了错误。毛主席那时经常不管事情,中央的大事都需要少奇来决定。”

  就是要总结一下经验,做政治思想工作。”

12月6日,林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工交企业如果开展文化大革命的问题。他当着刘少奇的面说:

  请你主持,我不去了。”②(②毛泽东给林彪、周恩

“派军队干部训练革命师生的方法很好。训练一下和不训练大不一样。这样做,可以向解放军学政治,学军事,学四个第一,学三八作风,学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加强组织性、纪律性。”

  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以

1966年11月3日,是毛泽东第6次接见百万红卫兵的日子。

  毛泽东本来就期待能掀起一场群众性的大风暴,猛烈冲击一下他认为的旧思想和旧秩序,以便开辟一个“反修防修”的新天地。眼前发生的局面,使他感到兴奋。八月二十八日,他同刚去负责《人民日报》工作的唐平铸、胡痴谈话,把自己的心情说得很明白:“现在学生对一斗二批三改不感兴趣,心里不在学校,要到社会上去横扫牛鬼蛇神。一斗二批三改,这是我讲的,现在群众不听了,他们已经超出了学校的范围,超出了本单位、本市、本地区。”“现在学生心不在一斗二批三改。我们领导上,在报纸宣传上,硬要把学生拉到这个方面去,这是违反学生的潮流。”那时,社会上又出现一个原来没有料想到的事情:北京的大中学校学生开始到全国各地进行大串连,外地学生也有不少到北京来。毛泽东认为,新出现的这种方式有利于把“文化大革命”的风暴从北京迅速地推向全国,因此加以支持。对前一点,毛泽东说:“让他们去嘛,留些人轮流看家就行了。他们要出个介绍信,就统统开,管他是左派右派。文化革命委员会的人要去,也可以让他们去。有些坏人也会出去。坏人出去无非是放毒,在家里放毒,到外面放毒,都是一样。”对后一点,他说:“对外来的学生,要给他们搞伙食。有人说,没有房子住。哪里没有房子住?房子多得很,这是借口。”谈到许多地方的干部遭到红卫兵围攻时,他说:“我们开了全会,还有很多人没有转过来,他们就是不执行。有些人当群众围攻他们时躲起来,这是临阵退却。”值得注意的是,他在这次谈话中把“文化大革命”原来设想的时间又延长了,说:“文化革命的时间,看来到年底还不行,先搞到春节再说。”①(①毛泽东同唐平铸、胡痴谈话记录,1966年8月28日。)

“如果说你们怕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人民群众不会搞我的,坏人想搞我也搞不了。”

  下了。无非是犯一些错误,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呀?路线

林彪代表毛泽东主席在大会上讲了话,他说:

  党内的修正主义,不然的话,再过多少年,中国的颜色

1月初,北京市公安部门抓捕了“联动”组织的头头贺鹏飞、刘涛、李明清、李黎风等人。

  在当天下午的会议上,林彪也发了言,他说:‘这次运

“你一定很累了吧?”

  这篇社论中第一次出现“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指明它的主要表现是“压制群众”,并且强调“两条路线的斗争并未就此结束,有些地方,有些单位,两条路线的斗争还是很尖锐的,很复杂的”。这就把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放到继续推进“文化大革命”的关键地位,并且要扩大到地方和许多单位去。这一来,对运动中出现的任何过激和不法行为都不能加以约束,否则就是“压制群众”,就是“顽固坚持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整个混乱局面就更难收拾了。

张春桥的这一举动,立刻得到了中央文革小组的支持。

  (①毛泽东同波兰客人杨力谈话记录,1966年12月21日。)

“上面所说的文艺革命的成绩,都是同江青同志的指导分不开的,都是同文艺界的革命左派的坚持和合作分不开的。这是同30年代到60年代贯穿在文艺界的一条修正主义黑线进行坚决斗争的结果。江青同志亲自参加了斗争实践和艺术实践。虽然艰苦的斗争损害了江青同志的身体健康,但是,精神的安慰和鼓舞,一定能够补偿这些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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