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鉴纪事本末》是南宋袁枢依据司马光《资治通鉴》编撰的,是汉民族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它开创了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先例。毛泽东曾说:“《通鉴纪事本末》是中国历史的简明读本,我喜欢看这本书。看一遍不行,要看五遍。”

太阳集团城官方app,”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

第一部纪事本末体史书

燕永成

  在我国历史上,有两位著名的历史学家,因都复姓司马,所以人们称为”两司马”。就是撰写《史记》的司马迁,和主编《资治通鉴》的司马光。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袁枢(1131-1205年),字机仲,南宋建安(今福建建瓯)人。宋孝宗隆兴元年(1163年)中进士,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他晚年喜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宋代史学发达,史书数量与种类繁多,史书流传范围广泛,这与社会各界民众广泛参与和支持史学活动密不可分。其间,在广大民众中拥有极高知名度和可信度的社会名流,他们在时人选择史书、阅读史书、刊印以及传录史书等史学活动中,常常扮演着指导者的角色。不仅他们所撰史著广受读者喜爱和追捧,而且由他们所推举的史著也往往受到时人广泛关注,由此便形成了史书流传时的“名人效应”。

  司马光(1019-1086年),宇君实,北宋陕州夏县(今山西夏县)人。他父亲司马池,官任天章阁(皇帝藏书阁)待制(皇帝顾问)。司马池为人正直、清廉,这对司马光有深刻的影响,时人赞誉司马光是”脚踏实地的人”。仁宗宝元元年(1038年)司马光中进士,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三朝,任天章阁待制兼侍讲、龙图阁直学士、翰林学士、御史中丞等职。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愤世疾邪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对于流传已久的历代名著,如《史记》《汉书》等,名家不仅将其视作治史经典,而且还作为个人修身的精神法宝

  哲宗即位,任过尚书左仆射。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惇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惇传加以”文饰”时,袁勃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这方面例子非常多。在对历代名著喜好方面,如钱若水“有清识,风流儒雅,好学,善谈论,尤爱《西汉书》,常日读一卷”。可见钱氏已将阅读《汉书》等著作视作每日必修科目。又如黄庭坚声称:“每相聚辄读数页《前汉书》,甚佳。人胸中久不用古今浇灌之,则俗尘生其间,照镜则觉面目可憎,对人亦语言无味也。”由此可知,黄氏已将《汉书》视作净化心灵的神丹妙药了。再如汪藻“博极群书,老不释卷,尤喜读《春秋左氏传》及《西汉书》。”在此汪氏将读史作为了终生爱好。

  司马光为何要编写《资治通鉴》呢?他看到当时没有一部比较简明完整的通史,使学习历史的人感到很困难;同时他为了给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借鉴。于是,他便决心动手编一部”删削冗长,举撮机要,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进资治通鉴表》)的史书,并确定此书的宗旨是”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上),希望宋神宗借以改进政治,安定国家。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不仅如此,一些名家还乐意向他人推荐历史名著。如据王正德引《逸事》言:“陈后山初携文卷见南丰先生,先生览之,问曰:‘曾读《史记》否?’后山对曰:‘自幼年即读之矣。’南丰曰:‘不然,要当且置它书,熟读《史记》三两年尔。’后山如南丰之言读之,后再以文卷见南丰,南丰曰:‘如是足也。’”又如黄庭坚在《与朱圣弼书》中言道:“公从事于仕,上下之交,皆得其欢心。又勤于公家,可以无憾,惟少读书耳。能逐日辍一两时读《汉书》一卷,积一岁之力,所得多矣。”这是黄氏针对朱圣弼的阅读困境而提出的合理化建议。再如朱熹弟子饶宰问看《资治通鉴》如何,朱熹言:“《通鉴》难看,不如看《史记》、《汉书》。《史记》、《汉书》事多贯穿,纪里也有,传里也有,表里也有,志里也有。《通鉴》是逐年事,逐年过了,更无讨头处。”这是朱氏从阅读不同体裁史书的难易程度考虑,给予弟子的答复。

  《通鉴》是一部集体编写的历史巨著,主编是司马光,协修是刘恕、刘攽和范祖禹,司马光的儿子司马康担任检阅文字的工作。司马光编写的书原名为《通志》,神宗即位后,把《通志》改名为《资治通鉴》,意思是”鉴于往事,有资于治道”。由于司马光与王安石政见不同,不想参与政治,而专门从事编书工作,得到神宗的批准,把《资治通鉴》的书局由汴梁迁往洛阳。司马光等人的编写分为三个步骤:首先,按年月顺序,标明事目,剪粘排列起来,叫做丛目,这是第一步;第二步是把丛目中编排的史料,进行初步整理,经过选择,决定取舍,并从文辞上加以修正。遇有年月事迹相抵触之处,须加考订,说明取舍理由,作为附注。由此写成第二稿,叫做长编;第三步由司马光就长编所载,考其异同,删其繁冗,修改润色,最后定稿。

  袁枢根据《资治通鉴》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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