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此,这些官方计划的用处就缩小了。

  她乘坐的这列兵车里,只有她一个是“平民”,这辆车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有几次它在田野里一停就是好几小时。有个战士从背包里拿出一大块面包给她,她接受了。从前一天离开实验室的时候起,她就没有工夫吃任何东西,所以饿得要命。

  比埃尔继续说 :“或者我们可以自居镭的所有者和‘发明家’。
若是这样,那么在你发表你用什么方法提炼沥青铀矿之前,我们须先取得这种技术的专利执照,并且确定我们在世界各地制镭业的权利。”

  比埃尔·居里在1905年7月3日进入了科学院但是够勉强的!有22个院士投票选了他的竞选者哲内先生。

  玛丽同这个地位很低的旧日朋友,一起到了娄蒙路,向那个棚屋最后道别。这个棚屋还在那里,一点没有动。黑板上还有比埃尔写的几行字,因为人们对这些字迹怀着虔敬的关切,所以没有人去碰它。似乎那个门就要打开,就要有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进来似的。

  玛丽说 :“怎么样呢?”她对于这个谈话兴趣不大。

  比埃尔躺在他们中间,额上缠了绷带,脸没有受伤也没有盖上,他现在对一切事都不在意了。

  她到波尔多去并没有引起注意,但是离开时却引起热烈的评论。一大群人围住这个怪人——“这个要回到那边的女人”。
这个“女人”留心不让人知道她是谁,但是话比平常说得多,尽力想平息那些使人惊慌的谣传,并且温和地说巴黎一定“可保”,
居民一定不会遭到任何危险。

  事实证明了这种预料。玛丽抛开那些不放射的矿物,专心研究其余的矿物,并且测量它们的放射性。

  有一个有钱的妇人知道了这种情形,颇为感动,自愿帮助居里夫妇,并提议给他们在安静的郊外建筑一个研究院。比埃尔·居里有了希望,他把计划和愿望对她一一陈述。

  她把悲痛深深藏在心里不使人看见,从来不在别人面前哭泣,不肯人怜悯或安慰,从来不对别人发出绝望的呼声,不告诉人在夜里折磨她的噩梦。但是她的近亲都忧虑地注意着她那总是无目标地向空注视着的目光,注意着她那筋络开始痉挛的手。她那感觉过敏的手指,因为许多次被镭灼伤,刺激过深,止不住总是相互摩擦着。

  放射性的研究起于法国,很快就征服了外国。从1900年起,许多科学界的知名人物由英国、德国、奥国、丹麦写信到娄蒙路,请求提供资料。居里夫妇与威廉·克鲁克斯爵士、维也纳的绪斯教授和玻尔兹曼教授、
丹麦探险家巴尔森不断地书信往来,
镭的“父母”慷慨地向他们的同行提供说明和专门的劝告。

  荣誉一定也会给居里夫妇带来一些利益:教席、实验室、合作者以及盼望已久的经费,作为那些磨难的补偿。不过这些好处什么时候才来到?他们焦急等待的时期延长了。

  和她竞选的是杰出的物理学家和著名的天主教徒埃都亚·布朗利。“
赞成居里者”与“赞成布朗利者”,自由思想者与教会中人,赞成选妇女入科学院的人们与反对这种惊人的改革的人们,在各方面都发生了对抗,玛丽无能为力地和惊慌地看着这些她没有料到的争论。到四点钟,玛丽·居里只差一票落选了。

  她认为自己是坚不可摧的,因为她已经用轻蔑疾病和随随便便的日常生活,克服了她的亲属为她担心的结核病。但是从那本她按时记下自己的体重的小笔记本里,可以看出她的体重每星期减轻,在棚屋里过了四年,玛丽减了七公斤。他们的朋友常说她脸太苍白,气色不好;有一个青年物理学家甚至于给比埃尔·居里写了一封信,请他爱惜玛丽的身体,并且自己保重。

  玛丽很适当地施赠,不张扬,不轻举妄动,也不过分。她决意在有生之年帮助那些需要她帮助的人,她愿意量力而为,以便永远能够继续帮助人。

  玛丽的另外一个最可贵的同盟,乃是居里大夫。

  有了这种非常的天赋,镭还不自足;它使许多不能自己发光的物体发磷光,例如金刚石:“镭的作用可以使金刚石发磷光,这样可以辨认出烧料制的假金刚石,因为假金刚石的光极微弱。”

  庆祝镭和诺贝尔奖金的喧哗,使她生气,一时一刻也没有使她放下对比埃尔的病的忧虑;这种忧虑破坏了她的生活。

  但是玛丽从来不受怨恨的驱遣,她急切地、真诚地考虑自己的责任所在。回国这个主意很吸引她,同时也使她害怕。这个妇人身体的虚弱状况,使她惧怕作任何决定。此外还有一件事:居里夫妇渴望了很久的实验室,现在终于决定创设了。这时候逃离巴黎,就是使这个希望全归乌有,就是消灭一个伟大的梦想。

  她先就知道,或者更确切地说她以为自己知道检查矿物的结果是什么:不含铀或钍的标本,一定显得完全“不放射”;
含铀或钍的矿物,一定有放射性。

  有人先给她送来了在比埃尔衣袋里找着的几件可怜的遗物:一枝自来水笔,几把钥匙,一个皮夹,一只表;表的机器还在走,表蒙子也没有碎。末了,在晚上八点钟,一辆救护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玛丽爬上车去,在半明半暗中看见那个平静和蔼的脸。

太阳集团城官方app,  她关上了实验室的门,像许多勇敢的法国女子一样,去当一个白衣护士她立刻取得在卫生服务机关工作的证件。在这个机关里她发现了当局似乎不加注意的缺点,但是觉得这是很不幸的缺点:所有前线和后方的医院差不多都没有X
光检查设备!

  他对玛丽痉挛着忧伤的脸凝视片刻,然后坚定地回答说
:“你错了。无论发生什么事,一个人即使成了没有灵魂的身体,还应照常工作。”

  只有一件给居里夫妇带来了真正的快乐。比埃尔从此将有三个合作者:一个实验室主任,一个助手,一个工人。

  她这样不无虚伪地推论着,给指导她的本能找出一些合理的解释。这个固执而有毅力的玛丽在本能上不喜欢逃避行动,她认为害怕就等于为敌人服务,她决不让得胜的敌人走进无人照料的居里实验室而自鸣得意。

  直到现在,没有人看见镭,没有人知道它的原子量;因此,忠于原则的化学家的结论是
:“没有原子量,就没有镭;把镭指给我们看,我们就相信你们。”

  他们恢复乡下习惯,每晚带着女儿到附近的农庄去取牛奶。艾芙刚十四个月,脚步很不稳,顽强地要踏着那干硬的土车辙走,使比埃尔看了发笑。

  老合作者、可靠的朋友、出类拔萃的学者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照应这十来个人一组的研究人员。

  玛丽的见解很简单,像天才的偶然发现一样简单。

  居里夫妇毫无怨言地忍受了贫寒、辛苦、甚至于人们的不公正行为;现在,他们生平第一次显露一种奇怪的神经不安。他们的荣誉越大,他们的不安越甚。

  在法国,所有的暴风雨都过去了,这个女学者达到了光荣的极峰。两年以来,工程师内诺正在比埃尔·居里路替她建筑镭研究院。

  “比埃尔!”

  玛丽如果偶尔请人到家里来,她总尽力把菜肴做得差强人意,把屋子收拾得令人愉快。她聚精会神地去佛达路或阿来西亚路装满蔬菜鲜果的车子中间转来转去,挑选好果子,并且郑重询问乳品商人,他的各种干酪的优劣;然后从卖花人的篮子里挑几把郁金香和丁香花回到家里,她自己“扎花束”,
女仆很兴奋预备比平常复杂一点的菜肴,邻近的糕点商人郑重其事地送来冰其淋。在这个一心工作的家庭里,最随便的聚会事先就引起这些忙乱。到了最后,玛丽检查餐具,移动家具请来的贵客或是路过巴黎的外国同行,或是给玛丽带来消息的波兰人。居里夫人为她怕陌生的伊雷娜也组织过几次儿童聚会;她亲手用花环、包上金纸的核桃和各种颜色的蜡烛装饰的圣诞树,还留在年轻一代的快乐回忆中。

  这个七月是1914年7月。玛丽的周围异常空虚。这时,战争爆发了,她的同事和实验室中所有的工作者都已经入伍了。她身边只剩下了她的机械师路易·拉果,因为他有心脏病,动员不动他;还有一个身材太矮小的女仆。

  学者们对于出乎意料的现象的第一个反应,总是怀疑。

  几天之后,居里夫妇回到巴黎,回到棚屋。他们已经与伦敦结了很牢固的友谊,并且计划了几种合作;比埃尔不久将和他的英国同行杜瓦尔教授一起,发表一篇关于镭的溴化物气体的著作。

  这本著作前面放的不是著者的像;玛丽在内封的前一页放了一张她丈夫的相片。在两年以前的1908年,另一本600页的书里也放了这张相片,那本书叫作《比埃尔·居里的著作》,
是玛丽整理修订后出版的。

  总之,镭的放射是“传染的”像强烈的气味或疾病一样地传染!若把一件东西、一种植物、一个动物或一个人放在装镭的玻璃管旁边,一定立刻得到一种可以看得出来的“活动”。
这种传染扰乱精密实验的结果,它是比埃尔和玛丽的日常仇敌。

  常到克勒曼大道的房子来的有安德烈·德比尔纳,让·佩韩和他的妻子——玛丽的最好的朋友,乔治·余班,保罗·郎之万,埃美·戈登,乔治·萨尼亚,查量-埃都亚·吉攸姆等七八个密友,有赛福尔的几个女生一些学者,都是学者!

  可是,“居孀的居里夫人”
所担负的责任,会把一个健壮、幸福而且勇敢的男子吓倒。

  玛丽作了一个赞成的手势,并且喃喃地说 :“是,当然如此。”

  他已经在沥青路上走了一会,跟在一辆向诺夫桥慢慢驶去的轿式出租马车后面。到了这条街同码头交叉的地方,喧闹声更大了。一辆开往贡德的电车刚刚沿河驶过,两匹马拉的一辆四轮重货车正由桥上过来,横越车轨,疾驰进多非纳路。

  她发表《放射性元素分类》和《放射性常数表》,同时她完成了另外一项有普遍重要性的工作:制备镭的第一国际计量单位。玛丽很激动地亲手封好一个轻玻璃管,内装21毫克纯氯化镭,把它郑重地存放在巴黎附近赛福尔国际度量衡标准局:这就是后来遍布五大洲的计量单位的标准。

  这个原叫斯可罗多夫斯基小姐的物理学家,默默地想了一会儿;她的心转向那已经从世界地图上消失了的祖国,她隐隐约约地想到,这件科学大事将会在俄罗斯、德意志、奥地利等压迫者的国家发表,于是她想把这种元素定名为“钋”,
因为“钋”元素的名词Polonium的词根与波兰国名的词根相同。

  她是一个极温柔的妻子和母亲。她梦想甜密的暂时休息,梦想无忧无虑的安适日子。

  虽然如此,她心里极少快乐!她有种种使她不安的切身烦恼,她想到她中断了的工作,想到她在波兰的渺无消息的一家,还加上她对于全世界的荒谬疯狂的惊惧。她看见成千具碎裂的躯体,听见呻吟和狂喊,这种记忆在长时期内使她的生活总是郁闷的。

  1902年,在居里夫妇宣布镭可能存在之后45个月,玛丽终于打胜了这场消耗战:她提炼出一分克纯镭,并且初步测定了这一新物质的原子量为二二五。

  雨已经把那沾在一个车轮上的血迹一点一点地洗掉了。

  玛丽请布罗妮雅陪她去瑞典,并且把大女儿伊雷娜也带去了。这个孩子参加了这次庄严的集会,24年后,她也要在这个大礼堂里接受这种奖金除了照例的接待和在王宫里晚餐之外,还有一些特别为玛丽组织的庆祝会。她保留着的最愉快的回忆是农村妇女组织的一个庆祝会,几百妇女穿着鲜艳的服装,头上戴着插有点亮的蜡烛的花冠,烛光随着她们的动作闪动。

  好几个地方的研究者都从事探寻未知的放射性元素,希望有新发现;这是有结果的工作,次第发现的有新钍、放射钍、放射铅在1903年,两个英国学者拉姆赛和苏狄,证明镭不断放出少量气体——氦气;这是原子嬗变的第一个已知例证。稍后,仍在英国,卢瑟福和苏狄重提玛丽·居里在1900年预料的假定,发表了一个惊人的“放射嬗变学说”。
他们肯定放射元素虽然看似没有变化,实际上却处于自动演变状态,变化越快,其“活动”也越有力量。

  他们在法国已经被授予几种科学奖:比埃尔在1895年得了普朗特奖金,在1901年得了拉卡北奖金。玛丽得过三次若涅奖金。但是在1903年6月,著名的皇家科学会正式邀请比埃尔·居里前往举行镭的讲座时,他们还没有得到法国任何使他们的名字增光的褒奖。这个物理学家接受了邀请,同他的夫人一起到伦敦去参加这次隆重的盛会。

  这种技术所需要的专门人才很缺乏,使玛丽很忧虑,她建议政府开办并常设放射科训练班。不久就有20个人聚在镭研究院学初级课程,包括电学和X
射线理论、实习和解剖学。教授是居里夫人、伊雷娜·居里和可爱而且博学的克兰小姐。

  玛丽仍继续一公斤一公斤地炼制沥青铀矿的残渣,圣约阿希姆斯塔尔矿前后几次给她运来了好几吨这样的残渣。幸亏她有过人的耐性,四年来她每天同时是学者,是专业工人,是技师,也是苦力。而仗着她的脑力和体力,棚屋里的旧桌子上放着越来越浓缩的产物,所含的镭越来越丰富。

  比埃尔在楼下喊玛丽,问她是否到实验室去;玛丽正在楼上给伊雷娜和艾芙穿衣服,回答说她今天一定没有工夫去——但是她的话被嘈杂声淹没了。大门砰的一响,比埃尔忙着出去,很快地走了。

  是的,她不知道。尤其因为她是一个天真的波兰女子,她想如果拒绝第二祖国给她的这种崇高的科学荣誉,恐怕显得太自负、太忘恩负义了。

  这个青年妇女并不气馁。虽然没有专用的电气设备,也没有开始科学研究所需的一切材料,她仍找到了办法能在这间陋室里运用她的仪器。

  但是他们最好的化装,还是他们的本来面目。一个笨手笨脚的男子,衣服穿得很随便,在布列塔尼一条空荡荡的路上推着一辆自行车向前走,陪伴他的那个年轻妇人,装束像农村妇女;看见这样两个人,谁会想到他们就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

  人们不必去批评那些发动这种攻击的人,也不必说玛丽如何绝望地而且时常是如何十分笨拙地挣扎着。

  几个月以来使比埃尔和玛丽入迷的镭的真相,实际上比他们以前天真地希望着的样子还要可爱。镭不只有“美丽的颜色”,
它还自动发光!在这个黑暗的棚屋里没有柜子,这些零星的宝贝装在极小的玻璃容器里,放在钉在墙上的板子或桌子上;它们那些略带蓝色的荧光的轮廓闪耀在夜里的黑暗中。

  接待他们的是情深意厚和仁慈的熟人克尔文勋爵。

  她必须抚养两个孩子,供给她们和她自己的生活费用,并且出色地承担一个教授职务。她失去了比埃尔·居里杰出的精神财富,然而她必须把她与这个伴侣一同从事的研究继续下去。他的助手和学生得由她来指示和教导,此外还有一个主要的使命:创立一个对得起比埃尔的实验室,使青年研究者能在里面发展放射学这种新科学,这是比埃尔未能实现的梦想。

  后来由波兰又传来坏消息:布罗妮雅的第二个孩子,一个男孩,患结核性脑膜炎,几天就死了。

  他抚摸他妻子的面颊和金色头发,并且低声说
:“在你身旁,生活是甜蜜的,玛丽。”

  可是几个月后,一些过于热心的同事劝她申请为科学院院士,她却没有照样拒绝!难道她忘了她的丈夫当年在失败的时候,甚至在胜利的时候所受到的在投票方面的屈辱么?难道她不知道在她周围有许多人嫉妒她么?

  这个学者吃了一惊,转向玛丽;玛丽痛苦地喊他,她的声音象是有人掐住了她的咽喉。

  她的衣服是黑色的,领口开得很小;她那双被酸液烧坏的手上,没有饰物,连结婚指环都没有。在她旁边,这个邻国里最美丽的钻石就在一些裸露的脖子上闪闪发光。玛丽由衷高兴地看着这些珠宝,并且惊异地注意到她那一向漫不经心的丈夫也在注视这些项链,注视这些“金刚石颈饰”

  镭和X
射线一样,对人体有各种疗效。玛丽把她的镭献给一个“射气服务机构”使用;她每星期“加工”
镭放出来的射气,把它装在管子里 ,用以治疗“恶性”伤痕和各种皮肤病。

  钋和镭的特性推翻了几世纪来学者们相信的基本理论。这些放射性物体的自发放射如何解释?这种发现动摇了全部已得概念,并且与已经根深蒂固的物质观念相反。因此,物理学家要保持谨慎态度,他们对于比埃尔和玛丽·居里的工作极感兴趣,但是还要等得到决定性的结果之后,再表示意见。

  在这一方面,她使比埃尔很惊讶,使他不高兴。

  居里夫人是教授、研究者和实验室领导人,以同样出奇的强度工作着。她继续在赛福尔教书。她在索尔本被聘为“实任教授”教放射学,是世界上第一个也是当时唯一教这种科目的人。虽然她觉得法国中等教育有缺点,可是她对于高等教育深为钦佩,希望能赶上从前曾使玛妮雅·斯可罗多夫斯基无限惊奇的教师们不久玛丽就着手编她的讲义,在1910年出版一本杰出的《放射学专论》,
共971页,居里夫妇宣布发现镭还是不久以前的事,从那时以来所得到的关于放射性方面的知识,竟要这样一本巨著才能勉强包罗!

  比埃尔·居里在十月离开工艺学校,换了一个报酬比较高的工作,在居维埃路索尔本附设的P.C.N.学部任教。玛丽也尽她的一部分责任,申请到凡尔赛附近赛福尔女子高等师范学校的教职。该校副校长给她送来了聘书。

  1905年6月6日,比埃尔代表他的妻子和他本人,在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讲演。他追溯镭的发现引起来的后果:在物理学方面,这种发现把基本原则大加修改;在化学方面,它引起一些大胆的假定,这些假定解释了造成放射性现象的力量的来源;在地质学和气象学方面,它是解释以前不能解释的现象的钥匙;最后,在生物学方面,镭对于癌细胞的作用,已经证明是有效的。

  晚上她常常很晚才乘火车回家,家里已经亮了灯。

  比埃尔和玛丽在十月回到实验室,他们很疲倦,玛丽一面在那些研究上继续合作,一面撰写她提纯镭的工作的结果;但是她没有勇气,对于任何事都不感兴趣。她长久以来对自己神经系统所安排的可怕的生活方式,现在产生了奇怪的反应:她患轻微的梦游症,夜间毫无知觉地起来在房子里走动。

  这些不平凡的交谈有时也夹杂着一些充满人情味的话语:居里大夫与德比尔纳和郎之万谈政治,余班很友善地嘲笑玛丽,批评她那过分朴素的衣服,责备她轻视打扮,于是这个年轻的妇人便惊讶地听着这种突如其来的教训。让·佩韩停止谈原子,停止谈“无限小的东西”,
仰起他那好看的热情的脸朝向天空,像个瓦格纳的崇拜者,引吭高唱起《莱茵河的黄金》或《名歌手》中的歌曲。在花园深处,离得远一点,佩韩夫人在给她的孩子们——阿丽纳弗朗西和他们的同伴伊雷娜讲童话故事。

  人们也毋需说到那些新闻记者,他们在这个毫无自卫能力的妇人受匿名信烦扰、受暴力的公开威胁而且有生命危险的时候,还有勇气污辱她。后来其中有些人求她宽恕,
说了许多表示懊悔的话,
流着眼泪但是这个罪行已经造成恶果,玛丽被逼得几乎要自杀或发疯,并且因为体力不支,她患了重病。就在玛丽把前途看得极暗淡的时候,有一个出乎意料的建议向她提了出来,使她极为激动,而且颇费踌躇。

  玛丽心里有一个严格认真的魔鬼,她这样自己折磨自己是不公平的。她的父亲的晚年很快乐,并且因为她而更快乐。他一家人对他的爱,他作父亲和祖父所得到的满足,已经使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忘记了自己的不煊赫的一生的沧桑;而他的最终的、最大的快乐,是来自玛丽。钋和镭的发现,巴黎科学院《论文汇编》里署他女儿名字的惊人的学术报告,使这个物理学教师深为感动。他自己一生中日常工作太多,不能无牵无挂地从事研究。他一直随时注意他女儿的工作,他了解它的重要,料到它将来一定一鸣惊人。最近玛丽告诉他,坚持四年努力之后,她已经得到一点纯镭。斯可罗多夫斯基先生在去世前六天,用颤抖的手给她写了最后一封信,大不象他一向的美丽规矩的字迹。

  1906年复活节,天气睛朗。比埃尔和玛丽在室外,在舍夫律兹-圣瑞米的平静的房子里过了几天。

  自从1895年伦琴发现X
射线以来,不用动手术就可以探查人体内部,可以“看见”人的骨骼和器官,并且照出相片来。在1914年,法国只有为数有限的几套伦琴仪器,供放射科医生使用。军事卫生服务机关在几个大机构装备了这种设备,供战时应用,如此而已。

  这种无休无止的奋斗,使比埃尔极为疲倦,他几乎要放弃它。他不是想放弃研究镭和放射性,但是他很愿意暂时放弃这项特定的工序:提炼纯镭。种种困难似乎无法克服。他们不能等将来在较好的条件下再继续这项工作么?他注重各种自然现象的意义,甚于注意它们的具体现实状况;他看见玛丽用尽力量所得的有限结果,觉得烦恼,劝她暂时休战。

  比埃尔·居里之死,引起了一些重大问题:比埃尔遗下的研究工作怎样进行?他在索尔本的教职怎么办?玛丽的前途如何?

  在冬天,她到家后第一件事,是去看看前厅里的火炉,自己添煤捅火。她深信世上只有她最会生火,而她也确实知道如何先放纸和劈柴,上面再加上无烟煤或劈柴,像艺术家或化学家一样地安排一切。等那个火炉冒起了火焰,玛丽觉得满意了,就躺在沙发上休息;辛苦了一天,这时候她才喘过气来。

  比埃尔·居里热切地关注他的妻子的实验的迅速进展,他虽然没有直接加入工作,可是时常以他的意见和劝告帮助玛丽。鉴于所得到的结果的惊人重要性,他决定暂时停止自己在结晶体方面的研究,把他的力量用来与玛丽一同找寻这种新物质。

  她的亲戚们低声讨论着这些问题,听着接踵到克勒曼大道来的部里和学校里的代表的建议。葬仪举行后的第二天,政府提议给比埃尔·居里的遗孀和遗孤一笔国家抚恤金。雅克征求玛丽的意见,她完全拒绝,她说
:“我不要抚恤金。我还年轻,能挣钱维持我和我的女儿们的生活。”

  这个从前的斯可多夫斯基小姐,重新想起她受压迫的童年和她青年时代的挣扎。她从前以虚伪和诡诈应付沙皇的官员,在华沙的一些简陋住房里秘密与流动大学里的同志聚会,教斯茨初基的小农民读书等等工作,并没有白费心力。她的“爱国梦”在许多年前几乎使她牺牲她的事业,甚至于牺牲比埃尔·居里的爱。现在这种梦想在她眼前成了事实!

  她小心翼翼找到一张有草垫的椅子,坐下了。在黑暗中,在寂静中,两个人的脸都转向那些微光,转向那射线的神秘来源,转向镭,转向他们的镭!玛丽的身体前倾,热烈地望着,像观看她那睡着了的小孩那样投入。

  有人问起居里夫人自己的意见时,她茫然地回答说,她还不能考虑,她不知道于是法国的最高教职第一次给了一个妇人。玛丽心不在焉地听着她公公对她叙述她应该接受的重大任务的一些细节,只用几个字回答
:“我试一试罢。”

  她很少有工夫回梭镇吃午饭,所以又常到拉丁区那些小饭馆去,这是她从前和现在一样独自去的地方;所不同的,只是她那时候年轻,充满了不自觉的希望。

  这种放射性新物质的确含有很大一部分钡,虽然如此,它的放射性仍是很可观,足见镭的放射性一定是大极了。“

  1906年4月19日这个星期四显得很阴郁,一直在下雨,天色昏黑;居里夫妇虽然专心工作,仍不能忘掉这四月的骤雨。那天比埃尔要参加理学院教授联合会的聚餐,要到他的出版者高替叶·维亚尔那里去看校样,然后要到科学院去。玛丽也有几堂课要教。

  居里夫人为这种安排所付出的代价是额外的疲劳:由住处到实验室须坐半小时火车。每天早晨,人们都看见她迈着急促的优美步伐到车站去,像是误了什么必须赶上,像是不知疲倦地在竞赛。这个身穿重孝的妇人永远搭那趟气味不好的列车,永远走进那个二等房间,她的身影不久就为这条路线上的旅客所熟悉。

  这个年轻的妇女想 :“这一定是试验的错误”

  医生德扈埃先生用海绵洗净那张泥污的脸,细看头上很大的伤口,数了那在20分钟以前是颅骨的16块碎骨。人们用电话通知了理学院;不久,在格昂奥古斯丹路的小警察分局里,深表同情的一个分局长和一个秘书看着这个物理学家的副助手克莱尔先生俯身恸哭,那个车夫马南涨红着脸,也在哭泣。

  玛丽操心的第一件事,是要让她的女儿们和她的公公能过上健康的生活。她在梭镇舍曼得费尔路租了一所不甚雅致的住房,但是附有一座可爱的花园,使这所住房也显得美丽了。居里大夫在这里独自住在一侧分开的屋子里。伊雷娜得到一块地,随她自由栽种,她觉得快乐极了。艾芙由保姆照看着,在草地上的草丛里打她喜欢的龟,并且在窄径里追黑猫或虎斑猫。

  比埃尔对他的年轻的夫人说 :“你应该给‘它’定一个名字!”

  玛丽正不舒服,让他的丈夫独自去参加仪式。比埃尔从英国带回来一枚很重的金奖章,上面刻着他们两个人的名字。他要在克勒曼大道的房子里,给这枚奖章找个地方安放,他处理得笨极了,丢了,又找着后来,忽然灵机一动,他把它交给女儿伊雷娜,这个六岁的女孩还没有过这样高兴的日子呢。

  安德烈·德比尔纳帮助居里夫人研究钋射线。后来玛丽单独工作,发现一种方法,能用镭射气定镭的份量。

  这两个物理学家空自梦想着的实验室还远得很,可是他们仍须继续他们的细致的实验。

  而那个棚屋也成了名。

  由一个没有什么顾虑的人看来,这是多么好的机会!她可以借此体面地离开法国,不再理睬诬谤,不再理睬残忍的行为!

  这很不容易。精密仪器有许多阴险的仇敌——潮湿和温度的变化。这间小工作室的气候对于灵敏的静电计是致命的,对于玛丽的健康也颇有妨害不过这无关紧要。这个女物理学家觉得太冷的时候,就在她的工作笔记本上记下摄氏温度计指明的度数,作为报复。在公式和数字之间,1898年2月6日的记载是“温度六度二十五分。”

  举行讲座的那一晚,克尔文勋爵坐在玛丽旁边,她是被允许参加皇家科学协会会议的第一个妇女。英国的学者都聚在那个挤满了人的礼堂里。比埃尔用法语慢慢地叙述镭的特性,后来他请人把握子遮黑,开始作几种惊人的实验:作用镭的魔力由远处使一个金箔验电器放电,他使一个硫化锌的屏蔽放磷光,他在黑纸包裹的照相底版上留影,他证明这种惊人的物质能自发放热那一晚激起的热烈情绪在第二天起了反响;全伦敦都要看镭的“父母”。“居里教授和夫人”被邀赴许多晚餐和宴会。

  居里夫人想出来一个办法,她用法国妇女联合会的款项,创造了第一辆“X
光汽车”。
她在一辆普通汽车里放了一架伦琴仪器和一个发电机,就用汽车的发动机带动发电机,供给所需电流。这个完全可以移动的设备从1914年8月起巡回各医院;马纳战役的伤兵运送到巴黎来后,都用这个设备检查。

  玛丽想驳他的话,但是她不能掩饰她的担心。比埃尔气馁到这种地步,是否因为他的力量已将用尽?

  天气晴朗,比埃尔觉得健康多了,玛丽也比较高兴。现在他们应该履行一再拖延的责任:到斯德哥尔摩去作诺贝尔讲演。

  或者,她就在实验室里来回踱着,慢慢咀嚼一个面包和一个果子。

  虽然如此,玛丽仍须在赛福尔教书,比埃尔仍须出题考问他那为数众多的学生,并且指导他们的实验。

  比埃尔用他那美妙的文笔,给他的上司们写了一封客气而坚决的信,新职位既然不供给工作室,也不供给研究经费,他愿意辞职,仍留在P.“.N.学部,仍教那么多的钟点。在那个小地方,玛丽和他倒还可以多少作一些有用的工作。

  这些事的进行,并非十分顺利。比埃尔·居里刚去世不久,当局向玛丽提议,征求全国捐款建筑一个实验室。这个孀妇不愿意用多非纳路的灾祸换钱,拒绝采用这种办法。当局就又懈怠起来。1909年,巴斯德研究院的院长罗大夫想出一个慷慨的主意,他要给玛丽·居里创设一个实验室。这样,她就可以离开索尔本,来作巴斯德研究院的明星。

  这些哀痛已经使玛丽的生活罩上阴影,而偏偏又有一种更严重的忧虑来破坏它:比埃尔病了。他常感到剧痛,因为没有明确症状,医生们叫它风湿症,这种病残酷地打击着他,使他痛苦不堪,整夜呻吟,他那吓慌了的妻子守着他。

  赞助他的人们唯恐他的行动不象 “明智的候选人”,给他一大堆关心的劝告。

  在她面前,前途的轮廓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生物实验室刚刚完工,瑞果教授的助手已经在里面工作,到晚上,人们已经可以看见那个新建筑的窗户里亮着灯光。几个月之后,玛丽也要离开
P.“.N.学部,把她的仪器移到比埃尔·居里路去。

  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这点:她提交科学院的文章《论沥青矿中所含的放射性新物质》还没有在《论文汇编》上发表之前,玛丽已经把原稿寄回祖国一份,交给她从前作初步试验的工农业博物馆的实验室主任约瑟夫·柏古斯基。差不多在巴黎发表的同时,这篇文章在华沙的一个叫做《斯维阿特罗》的画报月刊上发表了。

  光荣是一面多么惊人的镜子!它有时候照出真相,有时候却象公园里吸引人的哈哈镜那样照出变了形的形象。它摄取它所选的人们的最小的姿势,在它的空间里映出千百种形象居里夫妇的生活,成了时髦酒馆里的谈话资料;报纸上登载居里先生和夫人偶然失去一部分存镭,一个剧院里就立刻上演出讽刺剧,形容这一对夫妇关在棚屋里,不许任何人进去,自己扫地,并且滑稽地在戏台四隅找那丢失的物质。

  从1916年到1918年,玛丽训练了150个放射科护士,这些人是由各界招募来的,其中有些人教育程度很低。居里夫人的声望起初使她们很害怕,但是这个物理学家对她们的恳挚态度,很快就使她们折服了。玛丽天赋一种才干,能使头脑简单的人接受科学。她极喜欢作得很完善的工作,所以当她的一个学徒第一次完成一张没有毛病的X
光照片时,她非常高兴,好像这是她自己的胜利一样。

  毫无关系!在她那饱满的前额下面,闪射着顽强的目光;她在她的仪器旁,在她的烤钵旁坚持着。

  玛丽在家里与女儿们和居里大夫一起吃午餐的时候,比埃尔正在饭店里和他的同事们亲切交谈。他喜爱这种平静的聚会,他们在那里谈索尔本、研究和职业。这次一般性的谈话转到实验室里可能会突然发生意外事故,比埃尔立刻拟订了一个减少研究者危险的规则。

  恶毒的诬蔑像一阵突如其来的狂风一样扑到她身上,并且妄图毁灭她。有一个阴险的运动在巴黎大肆反对这个44岁的衰弱妇人,她因为工作过劳,已经是筋疲力尽了。

  不可思议的镭!把它提纯成氯化物,就是一种灰暗的白色粉末,往往会被当作厨房里用的普通的盐。但是它的特性,越来越认识清楚以后,真是惊人。

  1906年5月13日,理学院会议一致决定留给比埃尔·居里设的教席,这个职位以“代课教师”的名义给予玛丽。

  比埃尔之死对他简直是一场大灾难,但是这个老人能从他那严格的理性主义中汲取某种勇气;这是玛丽作不到的。他轻视那些无益的悔恨,轻视对于坟墓的崇拜。比埃尔下葬之后,他从来不到墓地去。既然比埃尔已经完全消灭了,他不让比埃尔的幽灵来折磨自己。

  镭的最末一个动人的奇迹,乃是它能造福人类。

  克勒曼大道的房子像堡垒一样,拒绝闲人闯入;比埃尔和玛丽在里面仍旧过着简单隐遁的生活。家务方面烦心的事,已经大为减少。一个干粗活的女仆承担了一应重活。一个打杂的女佣人料理烹饪和开饭;她看着她的奇怪雇主的专心态度,总是惊异得大张着嘴,而且时常空自等着他们称赞她做的烤肉或马铃薯泥。

  居里夫人奇迹般地找到一个能落坐的地方,并且还能把那个沉重的包裹放在她面前。她决意不听车箱里悲观的谈话,凝视着窗外阳光普照的田野。但田野上的一切是一派失败气象,铁道沿线的公路上不断有向西逃去的成行的汽车。

  不过,玛丽和比埃尔要习惯室外的严寒,这也是很需要的。他们的微不足道的设备,没有把有害气体放出去的叫做“通风罩”的装置,而且大部分炼制工作必须在院子的露天里进行。每逢骤雨猝至,这两个物理学家就狼狈地忙把设备搬进棚屋,大开着门窗让空气流通,以便继续工作,而不至于被烟窒息。

  或许就是那天早晨,或许是头一天,醉人的春光的魅力和宁谧使比埃尔平静下来,他看看在草地上蹦跳的两个女儿,再看看一动不动地躺在身边的玛丽。

  人们钦佩玛丽,她在有一个有天才的人支援她的时候,既能够料理家务,又能够完成她所担负的伟大的科学工作。但是人们以为她不可能过更艰苦的生活,也不可能做出更大的努力。

  这是放射性的发现所揭露出来的事实。哲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哲学,物理学家只好重新开始研究物理学。

  尤其是玛丽,她已经失去了她的热情和愉快。她不像比埃尔那样完全潜心于科学思想。每日发生的事影响她的感觉和神经,而且引起很坏的反应。

  德国军队的迅速推进,使玛丽面对一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她是应该到布列塔尼去和她的女儿们在一起,还是应该留在巴黎?若是敌军有占领首都的威胁,她是否随卫生机关一起撤退?

  为了要把钋和镭指给不相信的人看,为了要向世界证实他们的“孩子”的存在,也为了要使自己完全有把握,居里先生和夫人还须工作四年。

  这样残酷地在雨中和泥中长辞人世,惊动了舆论,各国报纸都用好几栏篇幅哀婉动人地报导了多非纳路的不幸事件。许多表示同情的函电纷纷送到克勒曼大道,签名的有国王,有部长,有诗人,有学者,夹杂着一些不知名的人。在成捆的函件、文章、电报之中,有一些有真正感情的呼声。

  玛丽坐在一辆满载政府人员和官员的火车里,身穿一件黑羊驼呢的防尘外衣,带着一个小行囊和一克镭——一个装着许多小试管并且包了铅皮的匣子。

  他的波兰亲戚都以让他看波兰而感到自豪。

  比埃尔和玛丽所循的途径虽然不同,可是最后都采取了拒绝荣誉的态度。共同完成一项伟大工作的人,也许会用不同的方式接受荣誉;比埃尔或许冷淡,玛丽也许虚荣但是不然!这一对夫妇胜利地度过这次磨难,而且团结一致,逃避尊荣。

  玛丽现在常从居维埃路跑到建筑工地去,在那里拟定计划并且与工程师讨论。这个头发斑白的妇人有一些最新、最“现代化”的意见。她当然想着她个人的工作,但是她尤其愿意建筑一个可以用30年、50年的实验室,愿意这个实验室在她化为灰尘之后可以用好多年。她要求宽大的屋子,要求能使研究室充满阳光的大窗户;她还要一个升降梯,不管这种费钱的新设施会使政府派来的工程师如何气恼她要自己栽种蔷薇,挥动着铲子,用双手在没有盖成的墙脚下堆土,她每天浇水。当她立起身来站在风里的时候,她似乎是在看着那些无生气的石头和有生命的树木一起长高。

  他们的目标是要取得纯镭和纯钋。在这两个学者已经提炼成的放射性最强的产物中,这两种物质仍只有不易觉察的痕迹。

  居里这个名字现在已经成了“鼎鼎大名”。
这对夫妇钱比以前多,快乐的时光却比以前少了。

  她不敢把这一点珍贵的东西交给任何使者,决定亲自把它运到波尔多去。

  柏克勒尔发现的射线引起了居里夫妇极大的兴趣。

  分娩很痛苦而且时间很长。终于,在1904年12月6日生了一个肥胖的婴儿,头上竖着黑发。又是一个女儿:取名叫艾芙。

  她准备离别她的女儿们,把她们托付她丈夫的哥哥雅克照料。

  放射性简直迷住了这个女物理学家,她毫不疲倦地用同样的方法研究各种极不相同的物质。在玛丽的性格里,好奇心,女人的非凡的好奇心,学者的第一种美德,发展到了最高度。她不限于观察盐类和氧化物这些简单化合物,她忽然想要把在理化学校采集的矿物加工成各种标本,当作消遣,用静电计把它们用于海关检查。比埃尔赞成她的意见,并且帮助她挑选硬的、最容易碎的、奇形怪状的矿脉碎片。

  玛丽勉强更加努力,但是这种努力超过了她神经耐受力的限度。

  伊雷娜和艾芙有时候听见几句有点奇怪的话,觉得很惊讶。爱因斯坦因为心里有事,不知不觉地沿着一些悬崖边上向前走,并且攀登上了一个极峰,而没有注意到他走的是什么样的路。忽然他站住了,抓住玛丽的手臂,喊着说:“夫人,你明白我须要知道的是,当一个升降梯坠入真空的时候,乘客准会出什么事”

  他的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华沙为当家庭教师而奔走,好像还是不太久以前的事现在约瑟夫是著名的医生,有妻子女儿;布罗妮雅同卡西密尔创立了疗养院;海拉在学校任教,工作很有成绩,她的丈夫斯塔尼斯拉斯·扎拉伊领导一家重要的照相企业。而这个玛妮雅在实验室里工作,并且已经发表研究成绩。

  斯德哥尔摩的科学院在1903年12月10日的“正式常会”上,公开宣布把当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金一半授予柏克勒尔,一半授予居里先生和夫人,奖励他们在放射性方面的种种发现。

  她对她的女儿说
:“政府要求个人捐助金子,并且不久就要发行公债。我想把我所有的一点金子献出去,加上我的那些对我毫无用处的科学奖章。还有一件事,纯粹因为懒惰,我把第二次诺贝尔奖金仍旧留在斯德哥尔摩,还是瑞典币。这是我们财产的主要部分。我要把它提回来买战时公债,因为国家需要它。

  她丝毫不想说服她的丈夫,她猜到他只是出于谨慎才说要取得专利;而她自己十分坚决地说出来的话,正表示他们两个人的感觉,表示他们对于学者职责的正确概念。

  到了星期日,远处钟声一响,这对夫妇就乘自行车到何瓦雅埠的树林里去野游,带回开着花的枝子和水毛茛。第二天比埃尔觉得太疲倦,不能再出去,便懒洋洋地躺在草地上。柔和可爱的日光慢慢把笼罩山谷的朝雾驱散。艾芙坐在一条毯子上乱喊乱叫,伊雷娜则挥动着一个绿色小网追捕蝴蝶,并且为她很少到手的捕获物而快乐地大声欢呼。她觉得热了,把外衣脱去,滑稽地穿着小女孩的衬衫和男孩的短裤;比埃尔和玛丽彼此靠近躺着,欣赏他们这个孩子的优美。

  居里夫人的学生人数与日俱增。美国慈善家安德鲁·卡内基在1907年赠给玛丽一些奖学年金,使她在居维埃路可以接受一些新生。他们参加到大学雇用的助手和一些自愿来此工作的人中来。其中有一个天赋极好、身材很高的男孩莫里斯·居里,他是雅克·居里的儿子,在这个实验室里开始他的科学生涯,玛丽为侄子的成功感到骄傲,她始终像母亲一样仁慈地对待他。

  学者们不重辩才和宏论,聚集于理学院的主考人在授予玛丽博士学位的时候,用的也是朴实无华的词句;但是30年后重读这些词句,却使人感受到很深的感情价值。

  在赠款项下,有给波兰学生的,给玛丽青年时候的一个朋友的,给实验室的工人们的,给一些亟需钱用的赛福尔女学生的玛丽想起从前很亲切地教过她法文的一个很穷苦的妇人——德·圣一欧班小姐,现在是科兹罗夫斯卡夫人。她生在第厄普,住在波兰,在波兰结了婚,她的最大的梦想,乃是重游故乡;玛丽给她写信,请她到法国来,在家里接待她,并且代付由华沙到巴黎和由巴黎到第厄普的旅费。那个善良的妇女总是含泪谈到这个没有料到的莫大快乐。

  继居里夫妇的荣誉之后,居里夫人个人的声誉日见隆盛,象空气一样地传布出去。梭镇那所住房的抽屉里,塞满了名誉博士学位的文凭和外国科学院通讯院士的证书;这个领受者不想把它们陈列起来,甚至于也不想把它们开列一张单子。

  从1898年到1902年,居里先生和夫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工作。第一年里,他们共同从事镭和钋的化学离析工作,并且研究他们所得到的活性产物的放射性。不久,他们认为分工的效率比较高,比埃尔·居里便试着确定镭的特性,以求熟悉这种新金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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