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因了,于是到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由于以前我时常到她的房里午睡,她猜到我的来意,于是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您怎么啦,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臂,“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我想跟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象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是因为我的罪恶,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娜达丽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是的,我的少爷,好象不久以前我还抚育她,用襁褓包住她,她管我叫‘娜莎’。她常常跑到我跟前,用小胳臂搂住我,开始吻我,说:“我的娜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母火鸡!”“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您长大了,结了婚,您就会忘了您的娜莎。’她想了一阵说:“不,要是不能把娜莎带去,我宁愿不结婚;我永远也不离开娜莎。’现在她离开我,不等着我了。您故去的妈妈,她多么爱我呀!说真的,她谁不爱呢?是的,少爷,千万不要忘记您的母亲;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将来到了天国里的时候,她还会爱您,为您高兴。”“为什么您说,娜达丽雅-萨维什娜,‘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问。“我想,她现在已经在那里了。”“不,少爷,”娜达丽雅-萨维什娜压低声音说,在床上坐得更挨近我,“她的灵魂现在就在这儿。”她指指上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说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和确信。我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望望檐板,在那里找寻什么东西。“我的少爷,一个正直的灵魂必须经过四十道苦难,过了四十天,才能升到天堂,因此可能还留在自己家里。……”她这样继续谈了好久,谈得那么朴实,那样满怀信心,好象在谈她亲眼看见的、谁都不会发生丝毫怀疑的、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她讲,虽然对她的话并不十分懂,却完全相信她。“是的,少爷,现在她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说话呢。”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结束说。接着,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她需要一块手帕擦干落下的眼泪;她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通过这件事,上帝使我更接近他好几步。现在,这儿还给我留下什么呢?我为谁活着呢?我爱谁呢?”“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说,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天知道我多么爱你们这些宝贝,但是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象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人。”她说不下去了,转过身去,痛哭起来。我再也不想睡了;我们面对面不声不响地坐着哭泣。福加走进屋来;他看见我们这种情景,大概不愿意惊动我们,就停在门口,默默地、怯生生地张望着。“你有什么事,福加?”娜达丽雅-萨维什娜问道,用手帕揩着眼泪。“要一磅半葡萄干,四磅糖,三磅黍米,做八宝供饭①。”——①八宝供饭:举行丧礼的供在死者面前的饭。“就来,就来,亲爱的,”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说着,连忙吸了一撮鼻烟,快步走到箱子那边。当她在尽自己认为是十分重要的职责时,由我们的谈话所引起的悲哀连最后一点点痕迹都没有了。“为什么要四磅?”她唠叨说,拿出糖在天平上称一称,“三磅半就够了。”于是她从天平上取下几小块。“昨天我刚给了他们八磅黍米,现在又来要,真不象话!随你的便,福加-狄米尼奇,但是这个万尼卡就高兴家里现在乱糟糟的,我再也不给黍米了:也许他想这样就可以混水摸鱼了。不,凡是主人的财产,我都不会马马虎虎。谁见过这样的事啊?要八磅!”“怎么办呢?他说都用完了。”“哦,好吧,在这儿,拿去!给他吧!”她从同我谈话时那样令人感动的样子转变到埋怨唠叨和斤斤计较,当时使我大为吃惊。以后我考虑这一点时,才理解到,不管她的心里多么难受,她还有足够的精力去料理自己的事务,习惯的力量使她去完成日常的工作。悲哀对她发生那么强烈的影响,使她不觉得有必要来掩饰她能从事其他事情的事实;她甚至不会理解,怎么有人会产生这样的想法。虚荣心同真正的悲哀是完全矛盾的感情,但是这种感情在人类天性中是那么根深蒂固,连最沉痛的悲哀都难得把它排除掉。在悲哀的时刻,虚荣心表现为希望显得伤心、不幸、或者坚强;我们并不承认这种卑鄙的愿望,但是它们从来,甚至在最沉痛的悲哀中,也不离开我们,它削弱了悲哀的力量、美德和真诚。但是娜达丽雅-萨维什娜遭到的不幸使她悲痛万分,所以她的心灵中没有剩下半点私念,她只是照习惯行事。给了福加所要的粮食,又提醒他要做馅饼来款待神甫以后,她就把他打发走,自己拿起编织的袜子,又在我旁边坐下来。我们又谈起那些事情来,又哭了一阵,又擦了眼泪。我同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的谈话每天都要重复;她那沉静的眼泪和温和而虔诚的言语,使我轻松,使我得到安慰。但是,不久以后我们就离别了。丧礼后三天,我们全家搬到莫斯科,我注定再也见不到她了。我们到莫斯科以后,外祖母才得到这个可怕的消息,她悲伤欲绝。我们不能去见她,因为她整整一个星期都人事不省;医生们为她的生命担忧,尤其是因为她不但不肯眼药,而且不同任何人讲话,不睡觉,不吃任何东西。有时候,她孤单单地坐房里的安乐椅上,突然笑起来,随后又干哭一阵,她抽风,用疯狂的声音喊出一些荒谬或者可怕的话。这是损害了她的健康的第一个巨大的悲哀,这种悲哀使她陷入绝望。她需要为了自己的不幸而迁怒于人,于是就说些吓人的话,异常严厉地恐吓什么人,从椅子上跳起来,迈着迅速的大步在房里踱来踱去,随后就昏倒在地上。有一次我到她的房里去,见她象往常一样坐在安乐椅上,显得很平静;但是,她的眼神使我大吃一惊。她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目光茫然若失,毫无生气;她直勾勾地凝视着我,然而大概并没有看见我。她的嘴唇慢慢露出一丝微笑,她用动人的、温柔的声调说:“到这儿来,我的好孩子;来呀,我的宝贝!”我以为她是对我说的,于是走近些,但是她并不是望着我。“啊,要是你知道,我的心肝,我有多么痛苦,现在你来了我又多么高兴……”我明白她是在想像中见到了妈妈,于是我停住了。“人家对我说你不在了,”她接着说,皱皱眉头。“简直是胡说!难道你会死在我前头吗?”于是她以发出可怕的、歇斯底里的大笑声来。只有会爱得强烈的人们,才能体会到强烈的痛苦;但是,那种对于爱的强烈要求正可以用作她们对抗悲伤的药剂,可能治愈他们。因此,人的精神力量比体力更富于生命力。悲伤从来也折磨不死人。过了一个星期,外祖母能哭出来了,好些了。她清醒以后首先想到的就是我们,她对我们更加慈爱了。我们一直不离开她的安乐椅;她轻轻地哭泣,谈着妈妈的事情,温存地爱抚我们。看见外祖母这么伤心,没有人会认为她是夸大了她的悲伤,那种悲伤的表现是猛烈而动人的;但是我,不知什么缘故,却更同情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至今依然确信,没有人象那个心地纯洁、富于感情的人那样真挚而朴实地爱着妈妈,那么沉痛地哀悼她。随着妈妈的逝世,我的幸福的童年也就结束了,开始了一个新的时期——少年时期;但是由于我对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再也见不到她,她对我的个性和感情的发展和方向有过那么强有力的好影响——的回忆是属于第一个时期的,关于她和她的逝世我想再说几句。我们离开以后,后来听留在乡下的人们对我讲,她因为没有事干,感到十分寂寞。虽然所有的箱子还由她掌管,她不断地翻箱倒柜,清理,晾晒,放好;但是她觉得缺少了她从小就习惯的、老爷们的乡间宅邸里的那种喧哗和忙乱。悲伤,生活方式的改变,没有事干,不久就发展成一种在她身上早有苗头的老年病。我母亲死后整整一年,她就得了水肿病,卧床不起了。我想,娜达丽雅-萨维什娜孤零零地、举目无亲地生活在彼得洛夫斯科耶那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固然很难过,而在那里死去可就会更加难过了。家里人人都很敬爱娜达丽雅-萨维什娜,但是她同任何人都没有交情,而且以此自豪。她认为,以她这种管家的地位,享有主人的信任,掌管着那么多装满各种各样物品的箱子,如果同任何人有交情,一定会使她徇私,迁就姑息,为了这个缘故,或者因为她同其他的仆人们毫无共同之处,她避开所有的人,总说她在家里跟谁都不沾亲带故,为了主人家的东西她对谁都是铁面无私。她用热诚的祈祷向上帝述说自己的感情,从中寻求,并且找到了安慰;但是有时,在我们大家都容易遇到的感情脆弱的时刻,生物的眼泪和同情能令人获得最好的慰藉,她就把她的小哈巴狗放到床上(它的黄眼睛盯着她,舐她的手),同它讲话,一边爱抚它,一边轻轻地哭泣。当那只哈巴狗可怜地吠叫时,她就极力使它平静下来,说:“够了,不用你叫,我也知道我快死了!”她临死前一个月,从自己的箱子里取出了些白棉布、白纱布和粉红丝带;靠着她的使女的帮助,给自己做了一件白衣服和一顶白帽子,把她丧礼上需要的一切最细小的东西都准备好了。她把主人的箱子也都清理好,一丝不苟地照着清单点交给管家的妻了。随后,她拿出以前我外祖母给她的两件绸衣服、一条古色古香的披巾,还有一件我外祖父的绣金军眼,也是交给她随她处置的。由于她小心保存,军服上的绣花和金带仍旧是崭新的,呢子也没有被虫蛀。临死前她表示了这样一个愿望:把这些衣服中的一件,粉红色的那件,给沃洛佳做睡衣或者棉袄;另一件,棕色方格的,给我派作同样用场;披巾给柳博奇卡。我们中间谁先做了军官,她就把那件军服遗赠给哪个。她的其余的东西和金钱,除了四十卢布留作她的丧礼和超度灵魂之用外,她都给了自己的弟弟。她弟弟是个早就被解放了的农奴,住在一个遥远的省份里,生活十分放荡,因此她活着的时候同他一直没有任何来往。当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的弟弟来接受遗产时,结果死者的全部财产只值二十五个卢布票,他不相信这点,而且说,一个老太婆在有钱人家待了六十年,而且掌管着一切,省吃俭用了一辈子,连破布烂片都爱惜,居然什么也没有留下,这是不可能的。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被病魔缠了两个月,她以真正基督徒的忍耐精神忍受着痛苦,既不抱急,也不诉苦,仅仅按照她的习惯,不住地呼唤上帝。在临死前一个钟头,她怀着平静的喜悦心情作了忏悔,领了圣餐,举行了临终涂油礼。她请求家里所有的人饶恕她可能使他们受到的委屈,请求接受她仟悔的华西里神甫转告我们大家,说她不知道如何感激我们的恩典,并且说,如果由于她愚昧无知得罪了什么人的话,请求我们饶恕她。“但是我从来没有做过贼,我敢说,我从来没有偷过我主人的一针一线!”这是她最重视的自己身上的美德。她穿戴上她准备好的衣服和帽子。把胳臂肘支在枕头上,同神甫一直谈到最后,当她想到她没有给穷人留下什么的时候,她掏出十个卢布,请求神甫在教区分给他们;随后她画了个十字,躺下来,最后又长叹了一声,带着愉快的笑容,呼唤了一声上帝。她毫无悔恨地离开了人间,她不怕死,把死当作一种天惠。人们常常这么说,但是实际上这么想的却是多么少啊!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能够不怕死,是因为她是怀着坚定不移的信念,完成了福音书上的训诫死去的。她一生都怀着纯洁、无私的爱和自我牺牲的精神。如果她的信念能够更高尚,她的生命能够献给更远大的目标。结果会怎样呢?难道这个纯洁的灵魂就因此受到较少的敬爱和赞美吗?她在这一生完成了最美好、最伟大的事业,毫无悔恨,毫无畏惧地死去了。遵照她的遗愿,她被埋葬在距离我母亲坟墓前的小礼拜堂不远的地方。她长眠在一个长满荨麻和荆棘的小土墩下,四周围着黑色的栏杆。当我走出小礼拜堂的时候,我从来不忘记走到栏杆跟前,叩个头。有时我在小礼拜堂和黑栏杆之间默默地站着。沉痛的回忆突然涌上我的心头。我想:难道上天把我同这两个人结合在一起,就是为了使我终身为她们惋惜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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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清明。“棠梨花映白杨树,尽是死生别离处。”而列夫·托尔斯泰,在童年时代便经历了母亲和奶娘的离世。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自传体小说第一部《童年》中,非常真实地描写了自己两度面对死生别离时的心境。

  妈妈已经不在了,但是我们的生活还是照老样子过下去;我们按照一定的钟点就寝和起床,还住在那些房间里;早点、晚茶、午饭、晚饭,都照往常的时间开;桌椅都摆在原来的地方,家里和我们的生活方式没有丝毫变化;只是她不在了……

《童年》的最后一节是献给奶娘娜塔利娅·萨维什娜的。这个忠实的女仆出现在小列夫童年记忆的开端,也成为他童年记忆的结束。托尔斯泰在自己的处女作中,记下了奶娘的“纯洁、无私的家和自我牺牲的精神”。

  我觉得,经过这样的不幸,一切都应该有所改变;我们的日常生活方式,在我看来是对她的悼念的一种侮辱,它清清楚楚地提醒我她不在了。

中国当代着名作家张炜非常推崇俄罗斯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因为在他的作品中有一种“温度”,一种“人性的温暖”。张炜说:“没有温度,缺乏一个生命与另一个生命沟通所需要的脉动,结果一切都是扯淡。”

  出殡的前一天,吃过午饭,我因了,于是到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的房间里去,打算躺在她那柔软的羽毛床垫上,钻进暖和的绗过的被子。我进去时,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躺在床上,大概是睡着了;听见我的脚步声,她微微欠起身来,掀开她盖在头上防苍蝇的羊毛披巾,扶正包发帽,坐到床边。

清明时节,我们就阅读一下,文学大师托尔斯泰对于至亲的追思与怀念,感受那份浓郁的“人性的温暖”……

  由于以前我时常到她的房里午睡,她猜到我的来意,于是一面从床边站起来,一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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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我的宝贝,你大概是来休息的吧?躺下吧!”

太阳集团城官方app,托尔斯泰三部曲——《童年》《少年》《青年》

  “您怎么啦,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说,拉住她的胳臂,“我根本不是为这个来的……我是来……您自己也很累呀,快躺下吧。”

托尔斯泰:童年

  “不,少爷,我已经睡够了,”她对我说(我知道,她三昼夜没有睡了)。“况且,现在也睡不着,”她长叹了一声补充说。

乡间什么在等待着我们

  我想跟娜达丽雅·萨维什娜谈谈我们的不幸:我知道她那份真诚和爱,因此同她抱头大哭一场对我会是一种安慰。

四月十八日,我们在彼得罗夫斯科耶住宅门口下了马车。离开莫斯科时,爸爸心事重重,沃洛佳问他是不是maman病了,爸爸悲伤地望望他,默默地点点头。旅途中他显然平静了些;但是我们离家越近,他的脸色就越来越悲哀,下马车时,他问喘息着跑来的福卡说:“娜塔利娅·萨维什娜(托尔斯泰家的管家,托尔斯泰受其影响颇深)在哪儿?”他的声音颤巍巍的,眼中含着泪水。善良的老福卡偷偷地看了我们一眼,低下头,打开前门,把脸扭到一边,回答说:

  “娜达丽雅·萨维什娜,”我说,沉默了一会儿,坐在她的床上,“您料到这事了吗?”

“她已经是第六天没有离开卧室了。”

  老妇人带着莫名其妙和好奇的神色望了望我,大概不明白我为什么问她这个。

……

  “谁会料到这事呢?”我重复了一句。

这一切使我那由于可怕的预兆而不胜悲哀的、天真的想象感到多么悲痛!

  “噢,我的少爷,”她说着,投给我一个最温柔的同情的目光,“不但没有料到,就是现在我也不能设想啊!象我这样的老太婆,老早就该让我这把老骨头歇歇了;我何必还活着呢?我的老主人,你的外祖父,愿上帝保佑他的灵魂!尼古拉·米哈伊洛维奇公爵、他的两个兄弟、他的妹妹安娜,全都逝世了,他们都比我年轻,我的少爷,现在,显然是因为我的罪恶,她也比我先去了。这是上帝的旨意!上帝把她带走,是因为她配得上,上帝那里也需要好人呀。”

我们走进使女的房间;在过道里我们遇见了傻子阿基姆,他一向好做鬼脸逗我们发笑;但是这时我不仅不觉得他滑稽,而且一见他那冷淡而愚蠢的面孔,我就觉得痛苦得了不得。在使女的房间里,两个正在干活的使女欠起身来向我们行礼,她们那副愁容使我害怕极了。又穿过米米的房间,爸爸打开卧室的门,于是我们都走了进去。门的右首是两扇窗户,窗户被窗帘遮住;一扇窗前坐着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她鼻梁上架着眼镜在织袜子。她没有照平时那样吻我们,只是欠起身来,透过眼镜望望我们,就泪如泉涌了。大家本来都十分平静,一看见我们都哭起来,这使我很不喜欢。

  这种纯朴的想法给了我很大的慰藉,我更移近娜达丽雅·萨维什娜一些。她把手交叉在胸前,向上望了一眼;她那深陷的潮润的眼睛里流露出深沉而平静的悲哀。她坚信上帝不会使她同她全心全意地爱了多年的人分离多久了。

门的左边摆着一架屏风,屏风后面是床、一张小桌、一个小药箱和一张大安乐椅,医生正坐在上面打瞌睡。床边站着一个年轻的非常美丽的金发姑娘,她穿着雪白的晨装,袖子卷起一点,正往我当时看不见的maman的头上敷冰。这个姑娘就是妈妈信上说的那个la
belle
Flamande,后来她在我们全家的生活中扮演一个十分重要的角色。我们一进来,她就把一只手从
maman头上抽回,整理她胸部的衣褶,随后低声说:“昏迷了。”

  “是的,我的少爷,好象不久以前我还抚育她,用襁褓包住她,她管我叫‘娜莎’。她常常跑到我跟前,用小胳臂搂住我,开始吻我,说:

我当时痛苦万分,但是不由地注意到一切细节。房间里几乎是昏暗的,很热,充满混杂着薄荷、香水、苦菊和霍夫曼药水的气味。这种气味给了我那么深刻的印象,不仅一闻到它,甚至一想到它,我就立刻回想起那间阴森森的、使人窒息的屋子,那可怕时刻的一切细节都立刻再现出来。

  “我的娜莎,我的美人儿,你是我的母火鸡!”

maman的眼睛睁着,但是她什么也看不见……噢,我永远也忘不了那可怕的目光!目光里流露出多么苦痛的神情!……

  “我就开玩笑说:‘不对,小姐,您并不爱我;等您长大了,结了婚,您就会忘了您的娜莎。’她想了一阵说:“不,要是不能把娜莎带去,我宁愿不结婚;我永远也不离开娜莎。’现在她离开我,不等着我了。您故去的妈妈,她多么爱我呀!说真的,她谁不爱呢?是的,少爷,千万不要忘记您的母亲;她不是凡人,而是天使。等她的灵魂将来到了天国里的时候,她还会爱您,为您高兴。”

我们被领走了。

  “为什么您说,娜达丽雅·萨维什娜,‘将来到了天国的时候呢?’”我问。“我想,她现在已经在那里了。”

后来我向娜塔利娅·萨维什娜问起妈妈临终的情况,她对我这样讲:

  “不,少爷,”娜达丽雅·萨维什娜压低声音说,在床上坐得更挨近我,“她的灵魂现在就在这儿。”

“把你们领走之后,她又折腾了好久,我的亲爱的,好像有什么东西哽在她这儿;随后她的头从枕头上滑下来,她就像天使一样,平静而安宁地睡着了。我刚走出去看看,为什么没有把她的药水送来,再回来时,她,我的心肝,已经把身边的一切推开,不住地招呼你爸爸到她身边去;你爸爸俯在她身上,但是她分明已经没有力气说出她想说的话:她一开口就又呻吟起来:‘我的上帝!主啊!孩子们!孩子们!’我想跑去找你们,但是伊万·瓦西里奇拦住我说:‘那会使她更加心烦意乱,最好不必。’后来,她刚举起手来,就又放了下去。她这是想表示什么意思,那只有天知道了。我想,她是在暗暗给你们祝福;显然,上帝不让她在临终前看看自己的孩子们。最后,她稍稍抬起身来,我的亲爱的,双手这么动了一下,突然用那么一种我想都不敢想的声调说:‘圣母呀,不要抛弃他们!……’这时她心痛起来;从她的眼神可以看出,这个可怜的人儿痛苦极了。她倒在枕头上,用牙咬住床单;而她的眼泪,我的少爷,就不住地往下滚。”

  她指指上面。她几乎是用耳语声说的,声音里充满了感情和确信。我不由自主地抬起眼来,望望檐板,在那里找寻什么东西。

“嗯,以后呢?”我问。

  “我的少爷,一个正直的灵魂必须经过四十道苦难,过了四十天,才能升到天堂,因此可能还留在自己家里。……”

娜塔利娅·萨维什娜再也说不下去了。她转过身去,痛哭起来。

  她这样继续谈了好久,谈得那么朴实,那样满怀信心,好象在谈她亲眼看见的、谁都不会发生丝毫怀疑的、十分平常的事情一样。我屏息凝神地听着她讲,虽然对她的话并不十分懂,却完全相信她。

maman在万分痛苦中逝世了。

  “是的,少爷,现在她就在这儿,望着我们,也许还在听我们说话呢。”娜达丽雅·萨维什娜结束说。

悲痛

  接着,她低下头,默不作声了。她需要一块手帕擦干落下的眼泪;她站起来,直勾勾地望着我的脸,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说:

第二天深夜,我很想再看她一眼。我克制住不由自主的惧怕心情,轻轻地开了门,踮着脚走进大厅。

  “通过这件事,上帝使我更接近他好几步。现在,这儿还给我留下什么呢?我为谁活着呢?我爱谁呢?”

棺材停在房间当中的一张桌子上,周围是插在高大的银烛台里的残烛;教堂的诵经员坐在房间远远的角落里,用柔和而单调的声音朗诵圣诗。

  “难道您不爱我们吗?”我责备说,几乎忍不住掉下泪来。

我停在门口开始张望;但是,我的眼睛哭得那么厉害,神经受了极大的刺激,以至什么都分辨不出;烛光、锦缎、天鹅绒、高烛台、粉红色镶花边的枕头、花环、缀着缎带的帽子,还有一样透明的苍白如蜡的东西,这一切都怪异地融成一片。我站到椅子上想看看她的脸;但是在那里我又看见那浅黄色的、透明的东西。我不能相信这就是她的脸。我更加聚精会神地凝视着它渐渐认出了她那可爱的、熟悉的面貌。当我肯定这就是她的时候,我恐怖得颤抖了;但是,为什么那双闭着的眼睛是那么深陷?为什么这么苍白可怕,一边脸颊的透明皮肤下还有了黑斑呢?她整个的面部表情为什么那么严肃、那么冷冰冰的?为什么嘴唇那么苍白,嘴形那么美好、那么肃穆,露出那么一种非人间所有的宁静,使我凝视着它就毛骨悚然呢?……

  “天知道我多么爱你们这些宝贝,但是我从来没有,而且也不能,象爱她那样爱任何一个人。”

我凝视着,感到有一股不可思议的、不可克服的力量把我的目光吸引到那张毫无生气的脸上。我目不转睛地望着它,但是我的想象却描绘出一幅幅洋溢着生命和幸福的图景。我忘记躺在我面前的这具死尸,忘记我像凝视与我的回忆毫无关系的东西一样凝视着的这具尸体,就是她。我一会儿想象她已经死去,一会儿又想象她还活着,活跃、高兴、含着微笑;随后,我所凝视着的那张苍白面庞上的某种特征突然使我大吃一惊;我想起可怕的现实境界,战栗起来,但是仍旧望着。幻想又代替了现实,现实的意识又破坏了幻想。终于想象疲倦了,它不再欺骗我。现实的意识也消失了,我完全失神了。我不知道我在这种状态下滞留了多久,也不知道这是什么境况;我只知道,我一时间失去了自我存在的意识,体验到一种崇高的、难以形容的悲喜交集的快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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