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贺的思想中,我们可明显地看出新黑格尔主义哲学的某些特征。新黑格尔主
义公开地标榜唯心主义,它既反对唯物论,也反对自称中立的新实在论和经验主义。
新黑格尔主义者都自称为“绝对唯心主义”的信徒。他们在接受黑格尔哲学的某些
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吸收了康德、贝克莱的某些思想,并对黑格尔哲学作了主观唯
心主义的解释,从而表现出主客观唯心主义相混合的倾向。在贺看来,新黑格尔主
义的这种思想倾向与陆王心学“心即理”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颇为契合。再者,新
黑格尔主义者强调整体思维,视“心”为“绝对实在”的认知方法,与陆王心学倡
导的“先立乎其大”的致思路向亦较一致。因此,贺站在儒家哲学(主要是陆王心
学)的立场上,吸收了新黑格尔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并在努力寻找二者共同之点
的基础上,试图将二者融合起来,创立新说。因此,在贺的思想中,自觉地谋求使
重视逻辑认知和理性思辩的西方哲学与重视道德评价和直觉体悟的中国哲学相结合,
乃是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精神。

就中国思想自家的视野来看,早年的贺麟新心学具有原创性,其地位远高于后来的贺麟之黑格尔研究。具体而言,主要有如下三个方面:

贺麟的著作主要有:《近代唯心主义简释》《文化与人生》、《当代中国哲学》、《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等。

  
综上观之,在一定的意义上,贺可视为新儒学发展过程中一个承先启后的集大
成者,他对推动新儒学运动的发展当有其不可抹灭的功绩。

出版时间:2014年11月

太阳集团城官方app,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贺麟从小就受到儒学熏陶,尤其对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19…

  
这便是贺氏建构的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他看来,经过哲学
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唯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
展人们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这样方
可以使僵化的、丧失了孔孟真精神的儒家思想获得新开展,增加新的活力与生命,
更可藉以应付新的民族危机,以上这种“三化”的方法,既是贺氏改造传统儒学,
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的主要方法,亦是他的“新心学”的主要理论特色,正是基
于这一方法,贺氏展开了他“心即理”、“心即物”、“心即性”、“体用合一”
等诸多哲学形态的具体论述,从而构成了他的“新心学”的主要内容和兼综、融会
中西哲学的思想特征。

第二编

贺麟(1902-1992)、字自昭,四川金堂人。中国现代哲学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

(1902—1992)

新道德的动向

贺麟从小就受到儒学熏陶,尤其对宋明理学产生浓厚的兴趣。

   贺认为,梁漱溟的“新孔学”是五·四时期“比较有系统,有独到的见解,自
成一家言,代表儒家,代表东方文化说话的”(《当代中国哲学》),而梁本人则
是“新文化运动以来,倡导陆王之学最有力量的人”,“他坚决地站在陆王学派的
立场,提出‘锐敏的直觉,以发挥孔子的仁和阳明的良知”(同上)。贺指出:梁
一方面倡导儒家的人生态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接受西方的科学和民主,这虽未
完全逃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旧框架,但却比较巧妙地避免了东方文化优于
西方文化的偏狭复古思想,因而有别于当时冥顽不化的复古主义者。在贺看来,他
的思想在当时的社会起到了“使人对整个东方文化的前途,有了无限的乐观和希望”,
从而“助长国人对于民族文化的信心和自尊心”的作用。

书名:贺麟卷(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

贺麟对西方哲学有很深的造诣,对黑格尔、斯宾诺莎、怀特海等西方近现代哲学家都有深入的研究。就中国哲学和儒家思想而言,他早年主张“心”是“最根本最重要”的,认为“不可离心而言物”,在三十年代曾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体系,成为现代新儒家的倡导者之一。认为以孔子、孟子、《诗》教、《礼》教、宋明理学为代表的儒学,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提出应该从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三条途径出发,吸收西方思想文化的长处,来改造、补充和发挥儒家学说,以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认为“中国文化自宋儒起,可以说是划一新时代,加一新烙印,走一新方向”,宋儒的思想虽有偏蔽,但其“哲学富有爱民族,爱民族文化的思想”,宋儒的“格物穷理”,“似虚玄空疏,而实有大用。”

  
贺氏后来之所以走上翻译、介绍西方学术思想之路,尚得力于另一位良师。19
24年,著名翻译家、《学衡》杂志主编吴宓到清华大学任“国学研究所”主任,并
聘有导师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吴宓在清华首次开出翻译课,系统
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并辅导翻译练习。选习此课的人本不多,能坚持不去的就更
少,贺不但选修了此课,还是少数几个能坚持到底的人。他与另两位好友张荫麟、
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和帮助下,贺不仅对翻
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
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同时他还在翻译理论的研究上开始有了自
己的见解。1925年秋,贺写成《论严复的翻译》一文,发表在《东方杂志》第24卷
第49号上。这篇论文从翻译的对象、翻译标准、翻译的副产品等三个方面,探讨了
中国翻译界的先驱者严复在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方面的贡献和值得借鉴之处,这
篇论文,是严复在1921年去世以后,关于他的翻译思想、手法及其影响的第一次系
统研究,也正是通过这种研究,贺从严复那里借鉴和吸收了许多有益的东西,例如,
严复喜欢在译著前作长序,从此来介绍作者的生平、‘思想,并借此表述译者的学
术思想、见解和观点,以帮助和启迪读者,这种方法即为贺所接受,并成为他以后
长期从事翻译工作的一个重要内容和方法。如果说,在清华期间,是梁启超、梁漱
溟等人将贺领进国学之门,并对中国传统文化感兴趣的话,那么,将其引进翻译领
域,并使其初步确立以翻译介绍西方思想文化为自己终身事业的人,则是吴宓。

论翻译

1949年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贺麟放弃了自己的唯心论哲学,思考逐步转向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并且集中精力研究西方哲学和翻译西方哲学名著,如黑格尔的《小逻辑》、《精神现象学》、《哲学史讲演录》,斯宾诺莎的《伦理学》等译本,都出自其手。

   解放后,贺仍在北大哲学系任教。1955年调中国科学院哲学和社会科学部(
“文革”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任西方哲学组组长。

贺麟虽然尚未构建出一套自己的“新心学”体系,但毕竟已有学术气象,且初具规模。假如1949年之后社会政治稳定,法制昌明,贺麟或许可以慢慢孕育生成自己的“新心学”思想体系。但事实是1949年之后,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思想发生了巨大转变,他面临的不再是继续在自己的学术道路上前行,而是接受思想改造,要重新学习马克思主义。这样,贺麟就进入到他的另一种人生,也就是我所谓的第二个贺麟。

1930年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德国古典哲学。回国后长期任教于北京大学哲学系,并在清华大学兼课。1955年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方哲学史研究室主任、哲学研究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名誉会长,以及中国民主同盟北京市委委员、中国民主同盟中央委员,第三届、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于198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贺麟在40年代初即明确提出“新儒家哲学”的概念,但与梁漱溟、熊十力、冯
友兰等早期新儒学重要人物不同的是,贺氏并没有建立起一套完整的新儒学思想体
系。他没有系统阐发其哲学思想的专门著作,有的只是一些长短不一、深浅各异的
论文,他最主要的哲学著作《近代唯心论简释》和《文化与人生》就是这些论文的
汇集。正是藉着这两本论文集和《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我们得以了解贺氏哲学思
想的形成及其基本观点和立场。

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

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受到梁启超的一定影响。1926年赴美国留学,先在奥柏林大学获学士学位,后又入哈佛大学获硕士学位。

  
1954年,学术界又展开了批判胡适思想的运动,这实际上是50年代初期知识分
子思想改造运动的继续和深入。贺不计较某些不公正的对待和无端的嘲讽,主动积
极地参加到这一批判运动之中,并把批判活动看成是“对自己思想的一种改造,是
和自己过去的反动唯心论思想划清界限的一种表现形式”。1955年1月19日,《人民
日报》公开发表了他写的《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一文,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
文中不但批判了胡适和梁漱溟的唯心主义思想,还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了无情的揭露
和批判,充分表现了贺敢于深刻地解剖、批判自己,并从根本上改变自己以前的思
想观点的勇气。此文在当时受到普遍的赞扬,但在现在看来,却反映了当时的知识
分子在思想改造运动中,自觉或不自觉地在某种程度上受到“左”的思想的影响。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第43章 新心学家 贺麟

贺麟先生一生著述宏富,卓有新创。本书重点收录贺麟先生1949年前刊发的主要著作凡三十余篇,集中体现了其学贯中西的治学精神和卓越超凡的思想成就。本书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收录贺麟有关中国儒家思想的论述,其中尤其关注体现贺麟开启新心学一脉的诸篇文章;第二编则是收录贺麟1949年前关于西方哲学,尤其是有关黑格尔哲学的论述,黑格尔哲学是贺麟一辈子用功之所在;第三编收录贺麟早年就读清华时有关论述翻译要旨的小文,体现了他对汇通中西之学的体认。贺麟先生的思想历程赓续着传统中国士人“文以载道”的精神,在中西文化冲撞、民族危亡之关头,他能够搏风激浪,跌宕宛转,既不失儒家文脉的源头,又能深入西方哲学的根本,从方法上打通古今中西,遂成一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哲理天地,为当代中国哲学思想指出了一条富有活力的道路。

  
在清华这座名流荟萃的高等学府,贺如鱼得水,尽情地徜徉在知识的海洋中。
他除了圆满完成学校所规定的必修课程外,还尽量多地选听各种专题讲座,以扩大
自己的知识视野。1920年春,著名学者梁启超应聘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并在闻
一多举办的文学研究会上讲授中国文学,贺闻讯即前往听讲。梁曾是戊戌维新运动
的重要人物,素以口才绝佳,极善演讲著称,他更是一位饱学之士,国学功底深厚。
他对中国哲学,尤其是陆王心学更是精研入微,讲来如数家珍。这种融精深学识与
天才演讲于一体的教学,深深地吸引了正求知若渴的贺麟,使他为之倾倒,并从此
把梁启超视为自己的楷模。为此,他经常造访梁启超,并在梁的指导下,写出了国
学研究方面的处女作《戴东原研究指南》以及《博大精深的焦理堂》,并公开发表。

编者简介

  
在参加大量学术活动,为推动和繁荣我国学术事业而积极奔走的同时,他并未
停止手中的笔,而是通过不懈的努力,使自己的人生晚秋结出了累累硕果。他的黑
格尔《哲学史讲演集》(第四卷)、《精神现象学》(下卷)和《小逻辑》修订本
相继再版;他还先后发表了数十篇有关哲学研究(尤其黑格尔哲学)的高质量论文。
而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根据他早年的讲课纪录整理修订而成)
和1986年出版的《黑格尔哲学讲演集》,更被学术界看作是他一生哲学研究道路上
的两座丰碑。此外,他还从中国学术的长远发展着想,以极大的热情和耐心,先后
为西方哲学史专业培养出了5名硕士研究生和4名黑格尔专业的博士研究生。所有这
些成果,充分地反映了贺在新形势的鼓舞下,在学术领域里生生不息、奋斗不止的
精神风貌,和一个老学者对学术事业的无限热爱与不懈追求。

我们知道,学术思想体系的形成,有一个很缓慢的孕育过程,必须涵容广阔的社会内容。现代新儒学与宋明理学虽有不同,但面临的任务却是相似的,宋明理学当时要消化的是佛学义理,试图把孔孟直至韩愈的儒学道统与佛学结合起来,建立理学。而民国以来,中国传统儒家面临的新任务则是消化吸收西学体用,尤其是西方的古典哲学,藉此建立自己的新儒学。我们看到,冯友兰接纳的是美国的实用主义、分析哲学,所以他构建了一个新理学,而贺麟接纳的是新黑格尔主义、德国古典哲学,相对而言,思想的厚度和思想的丰富性,比冯友兰所做的要求更高,任务更巨。

  
三是“领略西洋之艺术,以发扬儒家之诗教”,使儒学艺术化。贺认为:诗歌、
音乐、建筑、雕刻、绘画、小说、戏剧等艺术形式,都有“无尽藏的美的价值”,
都是“同一民族精神与夫时代精神之表现”。儒家传统中本有乐教与诗教,但在后
来的发展中,要么消逝,要么衰微,从而造成儒学“迂拘枯燥”,缺少“活泼的生
趣”的困境。他进一步分析说:“旧道德之所以偏于辽拘枯燥,违反人性,一则因
为道德尚未经艺术的美化,亦即礼教未经诗教的陶熔,……不从感情上去培养熏陶,
不从性灵上去顺适启迪,而只知执着人我界限的分别,苛责以森严的道德律令,冷
酷的是非判断。再则道德未得两性调剂,旧道德家往往视女子为畏途,他一生的道
德修养,好象可以败坏于女子的一笑”,“生人的本性真情,横遭板起面孔的道德
家的压抑和摧残,像这样迂拘枯燥的道德,哪里有活泼的生趣?”(同上)基于这
种分析,他明确倡导吸收西洋艺术的浪漫主义精神来改造迂腐、严酷的旧道学,以
使儒学艺术化、情感化,从而更富有感召力和生命力。

内容简介

   1926年夏,贺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他深刻地认识到,“一个没
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的民族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远涉重洋,赴美求学。同
年8月,贺离开祖国,赴美国奥柏林大学哲学系学习,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这个西
方文化的正宗,并把它介绍到中国,借以帮助解决中国的根本问题。

1931年甫归即写了一本小书,叫作《德国三大哲人:葛德、黑格尔、费希德的爱国主义》(原书名叫《德国三大伟人处国难时之态度》)。贺麟对拿破仑入侵德国前后的那批哲人诗者多系同感,以其处境与中国当时相仿佛,他们在国破家亡之际,努力重建德国精神,贺麟将之引为自己的时代使命,且希望抗战亦能激发中国人的民族精神。

  
在奥柏林大学两年的求学中,贺最大的收获是接受了斯宾诺莎的“实体”学说,
并由此跨进了德国古典哲学的大门。在奥柏林大学老师的引导下,贺对斯宾诺莎哲
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认真研读其代表作《伦理学》的过程中,他惊异地发现,
隐藏在著作中那些枯躁、晦涩的“公理”、“定理”、“证明”后面的,是一个伟
大的灵魂对世界人生的玄鉴深思,如同大自然一样宁静自在而又内蕴丰富。追求
“情理合一”的贺对他的学说一见倾心,并在纪念斯氏逝世250周年之际,专门写了
一篇研究其思想的文章,认为:斯宾诺莎所说的人受到利欲、情感的奴役,要解除
它就需求助于理性,于是产生自觉的道德的思想,与中国宋儒“尽天理,灭人欲”
的思想倾向很相似;而斯所说的“实体”或“上帝”,就是自然,理性所要认识的
就是这不生不灭的“实体”,这与主张“齐物我,一天地”的庄周思想颇为接近。……
正是受斯氏哲学和人品的影响,贺遂立志要把斯氏哲学思想翻译介绍到中国来,这
一工作成了他后来一生治学的重要内容之一。

高全喜去年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纪念,恰巧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一套收录有一百多人的《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其中的贺麟卷,他们找到我,希望由我来予以编辑。作为贺先生的学生,我当然义不容辞,而且这也是一个重新研读贺先生著述以及缅怀师生情谊的机会。大致用半年时间,我按照出版社的有关体例要求,并依据我对于贺麟思想要义的理解,编辑了这部《贺麟卷》。现一册在手,我掩卷思之,眼帘不禁浮现出贺先生慈祥宽厚的目光,那是一种“仁者”的形象。

  
基于融合、会通中西的精神,贺氏提出了自己发展新儒家哲学的基本思想。他
认为:“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不是建筑在排斥西洋文化上面,而乃建筑在彻底把握
西洋文化上面”,“欲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在于融会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与长处”。
(《文化与人生》)具体地说,就是“从哲学、宗教、艺术各方面以发挥儒家思想,
使儒家精神中包含有科学精神,使儒家思想足以培植、孕育科学思想,而不致与科
学思想混淆不清。”(同上)这里所谓从哲学、宗教、艺术等方面发挥儒家思想,
也就是吸收西方哲学、基督教和艺术思想之精华,来解释、发挥、充实和改造儒家
之理学、礼教和诗教。因为在贺看来,儒家思想之主要内容,不外乎三个方面;一
是格物穷理,寻求智慧之理学;二是磨炼意志、规范行为之礼教;三是陶养性灵,
美化生活之诗教。因此,如要谋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可通过以下三条途径来
实现:

高全喜,贺麟先生的博士研究生。1962年生,江苏省徐州人。1988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获哲学博士学位。曾任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法学研究所,教授、研究员。现任教于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教授,同时担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院长。研究方向为政治哲学、西方思想史、法理学和宪政理论。有《休谟的政治哲学》、《论相互承认的法权——〈精神现象学〉研究两篇》、《从非常政治到日常政治》、《立宪时刻:论〈清帝逊位诏书〉》等多部著作出版。

  
贺经过短期的德文和拉丁文补习,即入柏林大学。他立刻感受到德国人对纯粹
哲学的兴趣与爱好远胜过美国人。最大的课是哲学概论,两千人的课堂挤得满满的,
主讲人常是学问与口才都甚佳的老教授。“那样隆重,我像是在参加教堂的礼拜。”
贺这样形容当时的情形。

王船山的历史哲学

  
1950年底至1951年,贺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走出书斋,投身于轰轰烈烈的
社会实践中,他先后到过陕西的长安和江西的泰和参加土改运动。就在这次土改过
程中,贺目睹新中国的新气象,思想和感情都发生了较大变化。1951年4月2日,他
在《光明日报》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公开表示赞同唯物论,并
批判了唯心论的错误观点。

在纪念贺麟的文章里,我们能发现大家对贺麟的印象基本都是谦虚严谨、笃厚朴实,断非趋炎附势、曲学阿世之辈。也正是如此,人们对贺麟的一些言行就难以理解,比如公开赞同唯物论,批评唯心论,激烈批判胡适的思想方法,批判梁漱溟的直觉主义,以及晚年入党,被称是“历经坎坷找到光明的归宿”。依据现今人的想法,思想高明者似乎当固守气节,以义命自持,对权力保持明确的距离。

二、力倡新儒学 深情事陆王

贺麟生于四川传统乡村的士绅家庭,少年时代,勤学刻苦,后进入清华预备班,对儒学、西学皆很感兴趣。他与张荫麟、陈铨被视为吴宓门下三大弟子,之后留学美国,受鲁一士新黑格尔主义的影响,他喜欢黑格尔,喜欢斯宾诺莎,故而又去德国留学,随后回国即服膺于抗战时期的文化建国思潮。

   其次,贺的思想自始至终都贯穿着“现代与古代的交融,最新与最旧的统一”
这一基本宗旨,因而其思想表现出了少有的包融性和开放性。比如,他对五·四时
期新文化运动的看法就与众不同。他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只是负面的、消极的破
坏传统文化,同时也是促进儒家思想新开展的一大转机,其最大的功绩在于涤除了
儒家思想之僵化、腐朽的躯壳,而显露了孔孟之真面目、真精神。正如著名台湾学
者韦政通所说:“贺麟对儒家思想所开展的构想,最值得称道的是,他站在弘扬儒
家的立场,对新文化运。动的反儒家思想能超越敌对意识,了解其限制,发现其对
儒家思想新开展的积极贡献。”而对于西方哲学,他亦超越了论定高下优劣的偏狭
的思维定势,而以开放的襟怀和平等的眼光,将中西文化视为人类共同的精神财富、
互有短长,要在互补。他说:“我们要认识哲学只有一个,无论中国哲学、西洋哲
学都同是人性的最高表现,人类理性发挥其光辉以理解宇宙人生,提高人类精神生
活的努力,……我们都应该把它们视为人类的公共精神产业,我们都应该以同样虚
心客观的态度去承受,去理会,去撷英咀华,去融会贯通,去发扬光大。”(《中
国哲学与西洋哲学》)因此,他既批判“本位文化论”,也批判“全盘西化论”,
而是站在更高的层次上和更大的范围内谋求和致力于中西哲学、文化的融会与贯通。

斯宾诺莎的生平及其学说大旨

   对于熊十力及其“新唯识论”哲学,贺给予了高度的评价,认为熊是近代以来
“得朱陆精意,……为陆王心学之精微化、系统化景独创之集大成者。”他认为:
“新唯识论”的高明之处在于,他虽以佛学元论开篇,但却不困于佛学;它不单讲
本心,而且讲翁辟;不只讲本体,而且讲大化流行之用,故能“发挥阳明‘即知即
行’的义蕴,提出作用不二,即流行见本体的说法,以为基础,这就是他超出‘离
用言体,未免索隐行怪’、‘于性体无生而生之真机,不曾领会’的佛家思想的地
方”(同上)。在他看来,熊十力从本体论和宇宙论的角度阐发陆王心学所建立的
形上学,不但弥补了梁氏哲学的缺陷,奠立了新儒学形上学的本体论基础,而且与
自己提出的关于“仁”的本体论,“仁”的宇宙观思想极相契合。至于熊氏哲学的
不足之处,所言甚少,“独于‘本心即理,心者理也’一点,似少直接明白的发挥”。
而这一点正是贺自己后来大加阐扬之处,并成为其新心学的核心。

于北京西山寓所

   但贺对梁漱溟的思想亦有所批评:首先,从整个思想体系来看,“梁先生注重
的是文化问题,他发挥儒家陆王一派思想,亦重在人生态度方面,很少涉及本体论
及宇宙论”,而缺少了对儒家哲学形而上学的研究,不免失之简单与粗糙;其次,
梁对东西文化的比较“只是技拾许多零碎的事例”而“缺乏文化哲学的基础”,因
而其文化比较理论就显得较多经验的感受而缺乏严密的学理说明和逻辑论证。再次,
梁虽大力提倡其直觉认识论,但他对“直觉”这一概念的界说及其内涵的规定始终
是含混不清的,且在逻辑上有前后矛盾之弊。从现代新儒学自身的发展来看,贺对
梁的批评无疑是正确的。当然,这种批评并非是否定梁的整个哲学体系,而是希望
在批评的基础上力求探索出使之更加完备和更加精致的途径。

西洋哲学的绍述与融会

  
贺麟,字自昭,我国著名的思想家、西方哲学史家和翻译家。1902年9月20日出
生在四川金堂县杨柳沟村一个乡绅家里,父亲是一位秀才,曾主持乡里和县里的教
育事务。8岁时,贺按规矩进入私塾读书。虽然所学仍不外《四书》、《五经》,且
重在记诵而轻忽理解,但幼年贺麟却凭其聪慧,亦稍能领悟儒家思想之奥义而深受
其熏陶,尤其是对宋明理学,虽只是一知半解,浅知粗义,但却特别感兴趣,这为
他后来研习国学打下了基础。1917年,贺考入省立成属联中——石室中学学习。19
19年,他又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开始接受长达七年的正规高
等教育。

新儒学是民国以来关于儒家思想新开展的总体看法,其实有不同的内在学理。冯友兰做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期间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事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六部书,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新理学”哲学思想体系,总称为“贞元六书”,他所强调的是格物致知的儒家理学传统。贺麟与此不同,强调的是心学这个谱系,关注的是陆王心学一脉的思想理路,在“智的直觉”中开启天地与社会之理。

  
综上可见,贺氏意在通过对早期新儒学思潮的总结、评价,指证其得失成败,
吸取其经验教训,并试图借助西方现代唯心主义的思想方法,以复活陆王心学为基
础,建立一种新的哲学思想,以推进新儒学思潮的发展。

在浊世滔滔的当今中国,延续被中断的思想文脉,需要返璞归真,树立正道。对前辈学者最好的尊重,就是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要认识、理解他们的历史时代,将他们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的发展史中加以理解。“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我认为,在“两个贺麟”的背后,一定有某种精神的力量透彻其间。检视今天,我们的时代诉求新声,重新觅得贺麟先生念兹在兹的“时代精神”,这或许是对于他的最好纪念。

   1957年以后,“左”的倾向开始逐渐泛滥,贺也多次受到批判。迫不得已,只
好远离哲学而埋头于翻译工作。文化大革命中,贺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而多次
受到批斗,家被抄了三次,房屋被分占,大部分东西被拿走、烧毁,还被关进“牛
棚”一年多,受尽折磨。后来还以“劳动锻炼”的名义被遣送到河南农村干校改造
两年。对于这一切,贺以一个哲人独具的冷静与超然态度默默地忍受着。但却从未
放弃过对学问的研究与追求和对党的信任。

王安石的哲学思想

   由以上看来,贺氏的哲学立场,大体可归于“新陆王”的范畴。相对于冯友兰
的“新理学”,故又被称之为“新心学”。新心学虽然没有形成象“新唯识论”或
“新理学”那样严整的思想体系,但它公开打击“回到陆王去”的旗帜,同新理学
相抗衡,在学术风格与学术旨趣方面皆有其独到之处。

第二,贺麟一辈子崇尚唯心论,这一点即便在思想改造之时,也没有泯灭。他所理解的唯心论,是理想的唯心论,是关于心灵与精神的哲学。他在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在斯宾诺莎的人格中,在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风范里,在中国孔孟之道的开展中,在程朱、陆王的理心之学中,在传统中国的礼教和诗教上面,发现与体认了这个理想的唯心论。所以,德国古典哲学与中国新儒学,在他那里并不隔膜,而是统一的,是宇宙之大我,是精神之表现。故而,他特别欣赏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结尾引用的席勒《友谊颂》的那句名诗:“从这个精神王国的圣餐杯里,他的无限性给他翻涌出泡沫。”

   对于冯友兰的“新理学”哲学,他认为,冯虽然深受英美新实在论的影响,但
实际上仍是程朱理学的继承者。他指出:“冯先生认为任何事物之所以成为事物,
必依照理,必依照气,这是承继朱子认事物为理气之合的说法。而冯先生复特别对
于朱子几物莫不有理之说加以新的发挥”(同上)。他认为,新理学确实“有集中
国哲学大成的地方”,而冯本人亦无疑是抗战时期“中国影响最广、声名最大的哲
学家”。

不过,细致一点分析,这个学术思想谱系,又大致分为不同时期的三个学术群体。第一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康梁,其思想成熟于民国时期,抗战前其实已然完成其历史使命。第二个群体的代表人物是胡适、冯友兰,其思想成熟于抗战时期,1949年前已然完成各自思想体系的构建。第三个群体则是于民国初期受教育,发轫于抗战时期,若1949年后有一个正常、自由与稳定的社会环境,或许会产生更加丰富、宏阔的学术思想体系,贺麟先生就属于第三个群体。

  
在梁启超和梁漱溟的讲授中,所体现出的恢宏学识与人格力量,深深地感染着
贺麟。尤其是他们对王阳明哲学的推崇与精深讲解,更给贺氏以深刻的影响。几十
年后,他所创立的“新心学”显然与王阳明哲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说,是
梁启超、梁漱溟这两位国学大师将贺引进了国学研究的大门。

辩证法与辩证观

  
一是“以西洋之哲学发挥儒家之理学”,使儒学哲学化。贺认为,以苏格拉底、
柏拉图、康德、黑格尔等为“正宗”的西方哲学同以孔子、孟子、程朱、陆王为
“正宗”的中国哲学,都具有共同的唯心主义实质,即他所谓“东圣西圣,心同理
同”。因此,“儒家思想能够把握、吸收、融会、转化西洋文化,以充实自身,发
展自身,则儒家思想便生存、复活,而有新开展”(《文化与人生》)。当然,融
会、贯通的原则,应当是“以儒家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即以儒家思想或
民族精神为主体,去儒化西洋文化;融会之途径,既可通过在儒学的范畴中注入西
方唯心主义的内容,如他用新黑格尔主义“心即绝对”的观点去解释“仁”,试图
建立“仁”的宇宙观和本体论,亦可通过用西方哲学的思想方法来论证儒家哲学的
典型命题。如他以新黑格尔主义的整体思维方法来论证儒家“心外无物”的命题。
而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的结果,将是“使儒家的哲学内容更为丰富、系统,更为严
谨,条理更为清楚,不仅可作道德之理论基础,且可奠立科学可能之理论基础”。
显然,所谓儒学的哲学化,就是使西方唯心主义传统与儒家唯心主义传统相互印证,
尤其是以西方哲学的形式和方法来阐释、发挥儒家哲学的唯心主义实质。其根本目
的就是要使儒家哲学向系统化、逻辑化的方向发展。

在中国近现代思想史的脉络中谈论贺麟,我愿意用“两个贺麟”来概述之。当今学术界对贺麟研究不多,一般是统而观之,所谓中西汇通之总结,大多浮于表面。我所谓的两个贺麟,其分界时间即是1949年。其实,在研究梳理那一代学人的思想变迁以及精神状况时,这样的分界命题不仅可用于贺先生,亦可用于很多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概括而言,他们的学术思想在抗战时期蔚然有成,孕育了强大的学术潜力,但历经曲折,道学绝绪,最终难尽全功。他们中个别人在改革开放后又回到前一个自我,接续起彼时的原创性思想,最有代表性的是社会学家费孝通。但绝大多数人则是再也回不去了,还有一些人根本就没有活出那个斯文扫地的苦难岁月。

  
首先,由于新心学产生于40年代,是较晚出的新儒家哲学,因而能对前此的新
儒学思潮作出评判和总结,并吸收他人的经验与教训,多少克眼了前人的理论缺陷。

其实早在抗战期间,贺麟就隐然有了一个有别于冯友兰现代新儒家的新心学理念,遗憾的是,他还未来得及把这些思考付诸于体系性著述,毕竟,贺先生的年龄及资历,比冯友兰要晚半辈。若假以时日,贺麟是能够创造出一个中国新心学的思想流派,足以与冯友兰一派的新理学相抗衡。即便如此,贺麟先生的几篇重要论文,如《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五伦观念的新检讨》、《王安石的哲学思想》等,被学界认为是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作,直到今天我们研究现代新儒家,都是绕不过去的。正如贺麟先生的一个学生张书城在《汇通集》中所言:“在中西哲学的比较研究中,他兼收并蓄,择善而从,想建树一种具有时代特色、中国特色的理想唯心主义。但是正当这一体系‘筹建’的高潮时刻,新中国成立了,他的唯心主义体系成了永久性的‘未完成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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